当事双方，柳传志和倪光南都没参加解聘会。倪光南说他没料到9月2日会对他公开解聘。他对记者说：“联想无权解聘我”，“联想想搞臭我”。
4天后，倪光南通过互联网向外界发了一封题为“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致“联想董事会”的公开信，要求给他申诉机会并请不要“解聘”其工作成果。
倪光南后来对媒体历数了他的历史功绩，暗示他在联想不可或缺。被激怒多年的柳传志则说：“如果早知道倪光南会如此地告状，我后悔请他进公司。”
第二天，插曲突然发生了。倪光南又通过互联网向联想董事会发布了《我的自我批评》，说解聘事件促使他深刻反思，觉得自己负有重大责任。50大庆已近，不能对节日气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决心作自我批评，尽快结束这一事件。
他宣称接受中科院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他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了一番后，他表示愿意向柳传志公开道歉，从此停止上告并承担赔偿。他建议科学院领导对其结论稍作调整，还表示出与柳传志继续合作的意愿。
柳传志躺在北京301医院中，秘书把《我的自我批评》打印出来送到他手上。他在灯光下看了良久，往事一一浮现。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四易其稿，最终作罢。公关部随后送来一份“官方文件”作为柳传志回复倪光南的参考。其欢迎倪光南的积极态度，以冠冕之语调鼓励倪光南积极向前看。柳传志看完后愣了半晌，最终点头同意：“就它吧……”于是它便成为最后对倪光南的回复。
一段插曲就此宣告终结。一段往事画了一个句号。它成为他们心中最疼痛的一角，却不时地被时间翻开。他们曾经亲如手足，最终却形同路人。他们曾经志同道合，最终却分道扬镳。他们留下了太多故事，太多辛酸的记忆。没有人知道多年后他们偶然相逢于街头，很不幸地面对面站立，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倪光南一直纠缠不清的“负债持股”，当事人之一吕谭平后来作出解释：“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港方我们几个人要增资，我们个人没钱，柳总说，好吧，先给你们垫着，但你们要付利息。柳总要我们签好所有的文件，到时候还钱。”
其时若非柳传志的借债，吕谭平等人则不可能增资，规模既不够则不可能有香港联想的上市，联想日后的发展则只能是一种空想与空谈。倪光南是科学家，科学家思维缜密，是一条直线，其数据、理论均不可妥协，所以他不大可能领会柳传志思维的曲线及其为联想必须做出的妥协与退让。
吕谭平说：“1997年，我离开联想，当时联想股价一块三，我按一块三，将股票兑换成现金，还清了欠柳总的钱，我不是等到今天股价20元才还的。借钱持股的时候，联想股价也是一块三，我付了好几年利息啊。”
“我和柳总没有什么。我和柳总合作之初，在香港，我执意要送他女儿一件礼物，柳总推辞不过，对我说，吕总，你送我可以，但你个人付钱，我当场将发票撕了。从此，我再没送柳总礼物，太麻烦。”［4］
吕谭平在其离开联想以后、“倪柳之争”宣告终结对他已毫无意义。对于一个历史的当事者来说，历史只存在于当下的瞬间。联想史有如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观测，它属于内心的神学。宽大的美德于历史并不相符，历史自有它的逻辑，它承受相当的压力，最终可贯彻出彻底的结局。
倪柳或者逆流(3)
作为联想局的过客，倪光南曾经扮演的角色和如今表演的舞台都不是一个基点，他只在联想史上留下匆匆的、惊鸿一瞥的身影，令我们作稍微的逗留，感情化地追怀一下过去。仅此而已。
【注释】
［1］《路院长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的讲话》，路甬祥，联想档案，A01-1997-10-23。
［2］、［3］、［4］《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合并(1)
1997年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海外媒体形容为“联想真是个奇迹”（Legend is Legend）。奇迹般的整合为一个“大联想”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此后联想获得了黄金一般的三年，确立了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像一根标杆，牢牢矗立于中关村。它和后来的联想分拆都应验了《三国演义》开篇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一个建议柳传志整合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的人是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1994年3月，柳传志为倪光南问题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周其仁去医院看柳传志，对柳传志说：“老柳，两下分开，你怎么做都不是。”柳传志一皱眉头：“合不起来，太困难了。怎么合啊，两边互不服气。”
1996年初，香港联想大亏损事实暴露，柳传志一面要向银行借款救火，一面谋划趁机进行南北整合。有一次他在北京联想的职能部门半年总结会上谈公司的大好形势时分析：1.香港失利坏事变好事，回升稳定；2.获得境外融资权；3.北京和香港整合。
整合南北联想，已经不容任何人更改了。
研究形势
1996年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开会商讨整合，柳传志宣布他将请吕谭平出局。马雪征则介绍了整合的各种技术操作。“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用股票来买北京联想的资产，那使得大股东控股，一口气上调到将近74%，因为75%是顶限。吕谭平他们一下摊薄了，甚至两个点都没有了。”
柳传志在香港迅速“解决”了吕谭平和吴礼益。1月22日他在香港联想骨干员工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我觉得联想要发展，有必要进行整合，整合的做法就是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来开展我们的业务，这样做，第一是要彻底解决指挥中心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发展中资金短缺的问题……”
那一场讲话几乎是香港联想多年来最为机密的一次讲话，多年后其功过是非已无关宏旨，只有一份联想档案通过两段话展示了其沉重：
“兹将1月22日柳总在骨干员工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后发给CFO、CAO和CEO供内部传达，请大家注意保密。”
“下文乃根据柳传志主席讲话整理，属于需要严格保密的内部讲话，仅限与会者传阅，若因消息外泄引致任何问题，泄密者将承担一切责任。”［1］
一个礼拜后，1997年1月29日晚上，柳传志和曾茂朝急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李勤先他们一步，早在两天前就已回来。第二天，这些“身上都还带着浓烈的南方战场的硝烟味”的权力人物便召集联想的骨干员工开会。
照例一通套话。柳传志说：“形势很好，挺激动，大家看到我和董事长的脸都挺红，有点像职业军人马上要打大仗以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他要为那些骨干员工分析公司的形势，尽管那几天他“觉没睡好，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他说起了1984年以来的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包括步鑫生、###、禹作敏、牟其中、史玉柱、周冠五、金燕静。四通创始人###1989年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其命运是逃到国外；信通总裁金燕静是中关村最早的企业家，1990、1991两年因为走私问题而锒铛入狱；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真懂经济，作为大邱庄的政治领袖，他“忘了国法，打死了人，要坐16年监牢”；南德公司的牟其中据说是犯了诈骗案，正在被通缉……
至于巨人公司的史玉柱，“现在固然未对他怎样”，柳传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其的厌恶。他指责其说话、做事极不负责。其理由之一便是巨人电脑、巨人汉卡在1991和1992年威风一时，但其广告费比他的营业额都高，更遑论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