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柳传志进行两地联想的整合，以香港联想购买联想集团资产的形式，使北京联想获得了对香港联想的控股权。吕谭平离开了联想，他抛售了部分股票以抵开支，但持续拥有的联想股票则使他成为资产几十亿港币的富豪，也使他保留了与联想之间亲缘关系的实物证据。

离开香港联想后，吕谭平怀揣2000万美元在硅谷创立了华美科技创投公司。后来他又回国在深圳建立了香港翱科公司。当年柳传志为新公司取名“联想”，吕谭平则在英文中选了“Legend”（传奇）。今天的联想已经变成了一个传奇，吕谭平则转身去执行命运所派的另一项任务了。

吕谭平有艘名叫Icruiser的游艇，是香港联想上市时购入的，闲暇时它静静地泊在浅水湾。它与它的主人一样，都曾经历过人生中的喧嚣，都曾经历过生命中的起伏跌宕，但他们都没有放弃。

如果联想有机会成为一家百年企业，他们或许在一个百年联想中只能扮演默默无闻的角色，甚至会像时间的沙砾一样被遗忘、被掩埋，但那些被记录的时间和空间，那些曾经绚丽、苍白的往事，那些曾经疯狂、脆弱的灵魂依旧会记得他们所承受的命运之重。

【注释】

［1］《柳总在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柳传志，1995年2月14日，联想档案A01-1994-6-1，机密。

［2］《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倪柳或者逆流(1)

在联想局中，倪光南曾扮演过一个至为关键的角色，但是1993年开始胶结的矛盾由争斗在1995年夏天演变为一场战争，倪光南以失败者的身份告别了联想。他的弱者形象容易引起同情，而他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的告状行动，又给人以英雄的幻象。

历史已经给出结论，倪光南不是英雄。倪光南通过组织告状，能告之处他几乎全告了。1997年，倪光南的状纸递到了朱基和###那里，朱基和###均做了批复，###的批复是：“采取有力措施查清有关问题并向国务院报告查处结果。”

7月，中科院配合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组织了院相关司局，配备财会人员共13人，赴香港对柳传志和香港联想进行了调查。路甬祥常务副院长21日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要求调查组“把事实彻底搞清楚，向中央写个报告”。

“审计不是像内地，完全靠专案组，调查组要通过当地有资格的审计机构开展工作，要遵守当地的行为规范，避免引起不利影响。要对股东负责。”他暗示处理及发布均要慎之又慎。“不要因为打苍蝇就把坛坛罐罐都打碎。”

“调查组只调查，不作处理，但可以提出处理意见……这次希望依靠法律，按照香港的审计会计制度和程序查清，查清事实后，就要及时给结论，给中央报告，使企业和当事人解脱，使企业能正常运行。否则在激烈的竞争中，一定会影响发展，影响军心的凝聚，当事人也不能集中精力抓好工作。”［1］

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吗？我还干活不干？”李致洁对柳传志说：“老倪这事，你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将事情查清楚对你有好处。”

香港联想是香港上市公司，按规定，不能接受内地调查，每次查到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港籍财务总监总会气冲冲地问柳传志：“这个调查你清楚吗？你要对这个调查负责任。”柳传志每次都有气无力地对财务总监说：“我清楚，我同意调查，希望你们好好支持。”［2］

1997年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做出了呈报“###同志并呈基同志”的《关于香港联想有关问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科学院结论是：

调查报告中所提之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并未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对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管理中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是中肯的，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和改进企业的管理。

###9月10日在呈报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中科院党组的调查报告中对联想集团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的意见。对联想集团要继续给予支持，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监督，使联想集团更加健康地发展，为我国计算机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请基同志阅示。”第二天，朱基批示：“同意###同志批示。”

而在此前的8月31日，联想董事会出具了一个“机密件”《对倪光南同志反复举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同志一事的说明意见》，说：“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于个人目的，已超出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范围。在倪光南同志离开北京联想领导班子以后，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3年均超过100%地增长，也进一步说明了联想的领导班子以及柳传志同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对国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

这份文件就几方面进行了逐一说明：关于倪光南同志与柳传志同志的工作分歧；倪光南同志告状的真实动机；倪光南同志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倪光南同志的做法给公司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近3年来北京联想获得了快速发展；企业在探索发展过程中需要理解和支持。

早在1995年，柳传志曾获得一个自辩机会，他宣称其所做事情，无论动机与效果都经得起检查。“如果有了不同意见以后，他就用这种‘文化革命’的方式处理问题，我除了辞职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道路。用这样的方法折腾联想集团，用不到两年就会彻底垮台。因此请倪光南同志离开联想是唯一的办法。”

倪光南最终离开了联想，但他持续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羞辱、痛苦和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布局。1994年倪光南的爆发使柳传志匆忙离开香港，直接引发了香港联想的大亏损，1997年的上告则使联想南北整合因“老问题没有查清”而遭到证监会的抵制。最终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推迟半年多，整合之后股市狂跌，损失惨重。

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正是因为细致调查，中国科学院对“倪光南事件”有了清晰认识和判断，曾经对联想颇为反感的一位副院长也因调查柳传志，逐步了解联想和柳传志，从一个怀疑者转而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

倪光南1997年的告状先遵守组织原则，他先向曾茂朝递了状子，说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亿资金。曾茂朝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曾与倪光南对话。

“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

“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

倪柳或者逆流(2)

“你来搞也不成，你没有柳传志那几下子，仅向银行借钱，你就借不来。”

曾茂朝说他曾试图通过倪夫人劝倪光南收手，但没有成功。

倪光南后来并不承认曾有这场令闻者胆战心惊的对话，他“不会这样说”。

传说中，倪光南告状期间，柳传志曾约他在钓鱼台公园谈过一次。倪光南后来暗示柳传志要与他进行一笔交易。他说他后悔那次谈话没带录音机：“如果我录了音，柳传志就麻烦了。没录音，我就不说当时的内容了。”［3］

倪光南近乎偏执的告状牵连了太多人。1997年9月22日，他给朱基写信说：“据我了解，周光召同志本人亦卷入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的行为”，“就拿港商负债持股这一个问题来说，这里就包含着周光召等同志私设小金库、柳传志挪用巨款等违法行为，对这样明显的问题都不触及，很难说没有包庇之嫌”。

他后来又给多位院士写信，有一次还获得了8位两院院士给中科院党组的联名信支持，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希望“使倪光南同志获得比较公正的对待”。

似乎永远胶结不清的“倪柳之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逆流，在这场逆流中，谁都未尝获益，他们两败俱伤。倪光南显然不是一个洞晓中国智慧的人，他使用了一种“零和博弈”的减法战略，使彼此双方都留下了心中永远的痛。

他们的“零和博弈”在1999年出现了最终的结局，并且在那结局之后诞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在那段插曲中，倪光南似乎愿意以加法谋略来获得柳传志的谅解，但他并不明白，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他的那位朋友。

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国科学院7楼会议室里，联想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茂朝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