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柳传志的召唤下，郭为从大亚湾来到香港。当日香港联想有14个子公司，郭为一人管了11个。柳传志交给他的任务是，既要给这些子公司“止血”又要与吕谭平、吴礼益他们协调好关系。这是一个监军的角色，使郭为极为不适，他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他后来说：“有时候，我和吕谭平、吴礼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还是一把手，我要听他们的意见，我还要对事情的成败负责。明明不是我的想法，我还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好，太难了。”
郭为善于学习，这是他一直深受柳传志器重的原因之一。他向吕谭平学习，向吴礼益学习。吴礼益无意中教会其如何与外商周旋，使郭为明白“做生意其实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理解沟通的过程”。郭为还学会了做生意的“太极拳”，“人家给抛过来一个球，不直接去接，需要迂回。”这些无意中得到的“珍宝”将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郭为从柳传志身上得到的“管理三要素”开始发挥作用，他做单桩的生意不如吕谭平和吴礼益，然而他善于制定战略，后者虽然虚空，但立意高远，是商业领袖所应具备的真正素质。他整日设想联想应该怎么进入世界500强，吕谭平则试图从日常的行动中得到证明自己的乐趣。他们的追求，实在太不一致。
郭为有一次说，他以“透明”与吕谭平和吴礼益相安无事，而不似王平生以暴躁应对暴躁，以权力应对权力：“所有的合作都处在‘信’与‘不信’之间……但怎么才能做到信任，信任的前提是透明的环境。”
“联想和吕谭平、吴礼益他们的合作本意不是等联想长大了，将他们踢出去，而是大家为了共同成长，将各自的优势往里扔，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很希望了解他们，我们也很Open，让他们了解我们。”［7］
郭为为柳传志赢得了时间，使其能够从容出手，而非激化矛盾使柳传志迫不得已应对更大的麻烦。多年后柳传志想起这一点，似乎也应说一声“感谢郭为”。
出局者
柳传志来到香港。他身上有一半的军人素养，他没有打算妥协下去，而是大刀阔斧地设计蓝图。柳传志剥夺吕谭平权力之后，就在香港联想进行了大调整。他的调整立竿见影，让人很容易产生神话般的联想。
有人形容柳传志处乱不惊，事实上他也曾心惊肉跳。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从不将自己的惊慌失措展示给他的部属，也许他知道，如果连他都坐立不安，他的部属会更加六神无主。曹之江形容说：“我最佩服柳总的是，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从不焦躁。像1990年香港联想第一次大亏损，他头一天还没有主意，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就拿着几张纸说我有办法了。”
柳传志这次也有办法了，QDI赢利了，PCB板厂赢利了，AST业务预计亏损2000万，但到了财年结束时郭为硬是把它变成了赢利2000多万。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旧金山开会商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柳传志突然说，“我已经下决心了，请吕谭平出局。”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传说中柳传志在公司办公室与吕谭平回忆了往事，叙了叙感情，接着便称赞吕谭平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工作也很勤奋。他慢慢切入正题，说香港联想在银行欠下4个亿贷款，“背这么大包袱，公司办不下去”。他说甩掉贷款包袱的现成办法就是配发新股，从股市上融资。“但是，”他说，“现在香港联想的股票很不值钱，再发新股，股数再变大，股票会更不值钱，公司从此很难见天日。”
他诱导吕谭平进入其谈话思路，对其建议频频点头。然后他指出一条光明道路：“将北京联想整合进香港联想，将北京联想好的业务，有利润的业务全都装进香港联想，如此一来，可以让香港联想的股价起来，再进行融资，还银行贷款。”
“但是，”他犹豫半天，终下决心说，“如果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在一起，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同事就不能再在公司里面占重要位置了。”
吕谭平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不得不佩服柳传志设下一个好局。他避重就轻不从正面回应其建议。他说起自己多年来辛苦遭逢，亏损后自己在香港花两个礼拜拜访每家银行，将个人股票全抵押给银行，还以个人全部财产作为担保……
柳传志并未打断他吕谭平讲述往事，他仔细倾听，“让吕谭平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消化一下前面讲的内容，为下面的谈话做好心理准备”。“等吕谭平诉完了自己的苦，话题还要转回来……其实，在柳传志提出要找吕谭平谈一次前，吕谭平已经多少知道些柳传志的意思了，但是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8］
柳传志劝吕谭平留下来当董事，可以独立开辟一块新业务，譬如投资之类。吕谭平平淡地说考虑考虑，实则委婉地拒绝了柳传志的提议。他又说起了遥远的往事，说起了自己为香港联想付出了太多……
到了被请出局的正式会议上，吕谭平尽管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掩面而泣。他告诉柳传志他信任柳总为了联想他什么都愿意付出。他只是觉得委屈，觉得亏损恶果不应由他独自承担，说柳传志的建议是为联想好并不等于为他好。
残局(6)
柳传志对吕谭平深为同情，多年来他和吕谭平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吕谭平为香港联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在大亏损后以飞机为家，从美国到欧洲飞来飞去，深入第一线指挥作战。但是，吕谭平必须出局。柳传志后来说：“吕先生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问题，既然让我负责整个公司，我对QDI的想法和他不同，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让他作出牺牲。”
曾茂朝、李勤也对吕谭平深为同情，无论从人情上还是从人事上他们都希望吕谭平能够留在公司开辟新业务。他们的挽留未尝没有私心，怕吕谭平翻了脸，纠结散户与他们抗争到底。那时候北京联想持有香港联想42%股份，吕谭平和吴礼益等人则持有1/3股权，不是轻易便能请出局的大股东。如果他们阻挠北京和香港的业务整合，公司便会清盘，香港联想只有分家，联想必然元气大伤。
柳传志与吴礼益的谈判颇为顺利，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交锋。柳传志刚说完，吴礼益便道：“这么做对，我表示支持。”吴礼益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柳传志评价他谈判很有技巧，宏观判断也很准确，在AST业务上居功至伟。但柳传志始终认为吴礼益更愿意做投机性、赚大钱的业务，不愿搞工业。
吴礼益在香港联想压抑个性，毫无保留地按联想方式工作。他又兼重人情，轻人事，对下属宽纵，对联想又充满责任，即使聪明如他也感到无法左右逢源，痛苦不堪。柳传志的提议使他顺水推舟完成了退出。
多年后，柳传志说起吕谭平和吴礼益的出局时，颇为感慨。他相信是自己的信用、公正及主人的感觉使吕谭平等人和平退出。当吕谭平向其提出加薪请求，他总是与吕谭平关门吵架，谴责他们虽为公司主人却不考虑利润。
“我跟吕谭平打仗，能让香港人心里面全都服起来，这样奠定了我在香港人心目中的主人地位。后来我把北京和香港合并，如果吕谭平他们三个股东联手不同意，这个事就有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毕竟还占着相当大的股份比例。后来吕谭平明确表态说：我出去。这就说明吕谭平以大局为重，确实觉得我这个人公正，我肯定不是为了我自己。他们本来以为是批评他们，后来没想到给撤职了。”
这段离奇的事迹，是联想局中的插曲，是选择的矛盾。联想的发展远超过吕谭平等人的管理能力，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两者都受挫折——事实已受挫折。
吕谭平和吴礼益的出局，使柳传志获得了足够的空间；香港联想的整顿，使柳传志赢得了足够时间。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并为一体，使联想的国际化从传统之抽象转移到脚踏实地，以新气象打破沉闷作风，从被动的态势转化为争取主动，从而产生新观感以别开生面。
我们可以断言，柳传志接下来进行的合并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他的试验与他的奋斗，是从一种风格过渡到另一种风格，从一种状态演化为另一种状态，从一个角落渗透到另一个角落。
而在角落的阴影中，倪光南依旧等待着他。他们两个人的博弈，是一出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注释】
［1］《在香港联想1996年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12月23日（成稿于12月9日），联想档案，A01-1996-3-3。
［2］、［7］、［8］《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