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朱佑樘留在宫中,而纪妃还是居住在西内。
商辂怕有其他祸患,又不好明说,
与同僚上书说:
“皇子聪明机灵,关系到太子的确立。
委重任让贵妃保护,恩爱超过对自己的儿子。
但朝廷外的人议论说皇子的母亲因病另外居住,
长时间不能相见。应当迁移到临近的地方,
使母子朝夕相处,而皇子任由贵妃抚育,国家就非常幸运了。”
于是纪妃迁居永寿宫。
过了一个月,纪妃病重,
商辂说:“如有不幸,葬礼应该厚重。”
并请求司礼监侍奉皇子,到纪妃住的宫殿探视,
并制作葬服准备大行之用。
皇帝都一一采纳了他的意见。
(关于纪妃之死,其实存疑,后面再说)
要说朱见深,确实是继承了朱祁镇的厚道仁慈之心,
虽然叔叔朱祁钰一心就像废了他的太子之位。
其实根本也废过一次,
而朱见深竟然想的是恢复叔叔的年号
这个念头有了,就找大臣们商议,
商辂此时站出来说话了。
他具体清晰的向朱见深历数了朱祁钰对社稷的功劳,
确实很应当恢复他的年号,
于是君臣一心了,那就恢复代宗的年号。
后来朱见深笃信道教,
想在宫北建玉皇阁,让内臣太监们办理此事,
并让他们主持建好后的典礼和祭祀等,
商辂知道了这事,马上上书请求取消这件事。
此时正值水气灾害出现,
古人会把这个当作是上天对人民不好行为的惩罚
因此这也是提皇帝意见的好机会
商辂立刻把握时机上书请求解决的八件大事:
不要乱赐印章给外番之国;
周围国家进贡的东西收下就好,不要要求奇珍异玩;
准许大臣们上书谏言;
分别派遣官员审查狱政,减少冤狱,裁减多于人员;
停止建造那些不急用的,以此充实边关;
守卫各个关口要隘;设立云南巡抚。
这一次朱见深不止采纳了他的意见,
而且下发赞扬嘉奖的诏书奖励他。
好景难常在
成化朝有个嚣张的太监叫汪直
他掌管的西厂,常常会有冤狱发生。
于是商辂就联同百官上书,
列举了汪直的十一条大罪,并说:
“陛下听信汪直,
而他安插耳目在群臣中,如韦瑛等人。
他们假传圣旨,乱杀无辜,
作威作福,欺虐善良。
陛下如果认为揭发坏事禁止扰乱,
按法律不得不如此,
那么以前几年怎么没有这样的事啊!
况且曹钦之变就是由于这样的监控引起的,
应该作为借鉴。
自从汪直掌权以来,
士大夫不能安心做官,
商人不能安心做生意,
农民不能安心种田,
如果现在不除去他,天下的安危堪忧啊!”
这回朱见深生气了,
他不觉得这个事情有那么严重。
“任用一个太监,
怎么竟危及到天下,是谁主使的这个奏折?”
于是命太监怀恩传旨批评教育,措辞十分严厉。
这样大臣们也不会害怕
商辂严肃地回应:
“朝廷大臣无大小之分,
有罪都请皇上下旨逮捕追问。
汪直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这都是军事要地,守备片刻不能松懈,
汪直一天能拘捕十几人。
南京是祖宗的根本之地,
却连留守大臣也被汪直擅自收捕。
各位近臣侍奉在皇帝左右,汪直动辄更换。
汪直不除去,天下怎能没有危险呢?”
万安、刘珝,刘吉也异口同声,
依据大义,慷慨激昂,这样怀恩等人有所屈服。
商辂看着同僚道谢说:
“诸公都为国家这样做,我又有什么担心的呢。”
正值九卿项忠等人也弹劾汪直,
于是当日就罢免汪直在西厂的职务。
汪直虽然不管理西厂事务,
却还是像原来那样受到宠幸。
而他诬陷商辂曾收受指挥使杨晔的贿赂,想解脱自己的罪行。
面对朱见深不坚决不支持的态度
商辂开始感到心灰意冷,
而御史戴晋又颂扬汪直的功劳,
请求恢复它在西厂的职务,商辂于是竭力请求辞职。
皇帝下诏加官少保,赐命用驿车送他回去。
商辂离开以后,一干大臣更加俯首侍奉汪直,
再也没有敢与他对抗的人了。
商辂这个人心胸开阔,有气量
钱溥曾经因为没能升迁官职,
作《秃妇传》来讥讽商辂。
商辂没有记恨报复。
高瑶请求恢复朱祁钰帝王称号,
黎淳上疏驳斥,同时极力诋毁商辂。
商辂同样不与他们计较,
对他们还是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当时朱见深宠爱的万贵妃知道商辂的名望,
也非常看重他,于是拿出父亲的画像,
嘱托他写几句好听的,赠送的金钱礼物自然是十分丰厚。
商辂想都不想,竭力推辞,
使者告诉他,这是贵妃的意思。
商辂说:“不是皇帝的命令,不敢接受。”
贵妃不高兴了,商辂可不吃那套,始终还是没写。
他一辈子就是那样一个人
虽然温和宽厚但却始终贯彻自己的坚持。
商辂辞去官职,刘吉前去看望他,
看见他儿孙满堂,感叹说:
“我与公同事多年,未曾见公笔下妄杀一人,
得上天如此眷顾也是应该的。”
商辂说:“只是不敢让朝廷妄杀一人而已。”
退休十年之后商辂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赠予太傅,谥号文毅。
当朝的人对他的评价是
“我朝贤佐,商公第一”。
商辂浙藩送行诗序

明成化间,
商辂等奉敕撰《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
上起北宋建国,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
上面的《续资治通鉴纲目》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宋元通鉴纲目》
可惜《寰宇通志》已遭毁版,流传甚少。
1947年,郑振铎将其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印行。
这本书早在朱棣时期就开始修了
永乐十六年,夏原吉等受命纂修《天下郡县志》,书未成。
景泰五年七月,朱祁钰为继成此业,
复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
博采有关舆地事迹,又命商辂,陈循﹑高谷﹑王文等总裁纂修。
景泰七年五月书成。共一百一十九卷,
以景泰五年政区建制为断限,
记载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所辖府一百五十一﹑
直隶州三十七﹑属州一百八十一﹑县一千零九十三;
两京都督府的十六个都指挥使司
(除十三布政使司各设一都司外,又设大宁﹑万全﹑辽东都司)﹑
四个行都指挥使司(福建﹑四川﹑山西﹑陜西)﹑
中都留守司所属的三百七十四卫,千户所二百三十八,
以及设于四川﹑云南﹑贵州的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等各土司,最后为“外夷”各国。
该书所载景泰时的政区,为以后的《大明一统志》﹑《明会典》﹑《明史》所不载。
该书编制分类也较过去的地理总志详细,
各府﹑直隶州均分为建置沿革﹑郡名﹑
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
山陵﹑宫殿﹑宗庙﹑坛馆阁﹑苑囿﹑府第﹑
公廨﹑鉴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
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
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迁谪﹑
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门类,逐项介绍。
其中“馆驿”记录主要驿路上所设驿站,
为以后续修的《大明一统志》所不载,
据此可考察景泰中驿路的地理分布。
真是可惜了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