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老朱的政策全国人民被分为三大类：
民籍、军籍、匠籍，清查得十分严格。
把人口数目调查清楚后，就登记造册。
这叫做“黄册”，作为税收和服劳役的依据。
人口普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计划生育了
是为了防止豪强大户隐瞒奴仆户口，偷税漏税。
同时老朱开始清查土地
土地查清后，就绘制“鱼鳞图册”（地图），
作为收缴田赋的依据，这是为了防止大户人家隐瞒土地而漏税。
大户人家的税目查清了，
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也就可以相应减轻，
两者之间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下面就要说到另一人群的收入了
商人
明朝的开国政策，虽然是以保护农民为主
但是也没有对商人课以重税
明朝的商业税为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税率。
这不用多说，轻税就是为了鼓励经商。
明初的政策虽然宽松
但后来也难免慢慢走形
农业，手工业，商业却还是慢慢走向了繁荣发达
尤其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之后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
就是将部分劳役摊入田亩，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劳役，
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劳役的弊病。
而劳役和赋税都可以折成银两，
富人可以“出钱代役”，
也就是交钱给政府，
由政府雇人服劳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这样做有两大好处：
一是几乎解脱了所有人的劳役负担，
让人们有充足时间打理自己的事；
二是折银上缴役赋以后，
民间对银子的需求量猛增，
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经很不得了，
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
这就是咱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徽商。
徽商中的富豪人家，
家藏白银有至百万两的，
其余家有二三十万两的，
不过是中等商人。
徽商经营的项目，首推盐业，
其次是布匹，还有茶叶、木材和粮食。
他们也热衷于开典当铺，
徽商的典当铺那时遍布全国，尤以江浙最为密集。
与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晋商，
也就是上面贴图的那些山西古城
长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当属盐商。
因为明朝要加强西北边防，
需要储备粮食，
所以规定谁给政府粮食，政府就给谁盐。
盐，历来是国家专营的，
弄到了盐，就等于发了大财。
山西盐商就这样抓住了机会，
背靠政府贩运食盐，一飞冲天，成了北方的商业霸主。
晋商不仅富甲天下，
且讲诚信也是远近闻名的。
他们经常合伙经商，参与者都叫“伙计”，
由其中一人出资，众人共同经营，按贡献分红。
彼此虽没有誓书协议，但无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钱经商的人，生计也就有了保障。
而富者也不当守财奴，所获钱财都平分给众伙计。
信用，成了他们的“第二资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闽商、粤商、吴商、陕商，也都各显其能。
这些地域商业集团，还在各地开设了本省的“会馆”，
也就是商业联络站，组织起各色各样的商帮。
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京和南京。
要发大财，就要到这两个地方发展。
其他如杭州、汉口、广州、济南等，也都是商业大都会。
那时外贸港口有广州、福州、宁波；
长江及运河商埠有武昌、汉阳、荆州、天津、淮安等，
水陆商路四通八达。
江南一带因为手工业发达（丝绸、瓷器、棉纺、造纸），
所以富甲天下，甚至那儿的人至今都还活得很滋润。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蓬勃生长出来了
就算我们今时今日的商业都市布局、
城市规模和市民生活模式，
都渗透了盛世明朝的痕迹。
前面说的大商人
一点也不具备代表性
因为更多的人，只是平民
那我们就来看看小商小贩的收入如何
明朝中后期，市井小说纷纷出现
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小说里面
了解到一些明朝生活的实际情况
现在要引用的这本书，是冯梦龙的三言中的一个故事
卖油郎独占花魁
秦重只是个道地的城市平民
每天走街串巷的卖油
本钱不过三两白银
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之后，还能剩余16两白银
按照最基本的生活费来算
卖油郎一年的收入是二十两银子
基本上可以相当于国家编制内初级公务员的水平。
还算不错了。
最后来说农民
明朝的农业政策是老朱定下来的
“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新耕地免租三年。”
当然了，当时的农民没有现在这样先进能够亩产千斤稻
朱元璋教育贪官的那段话给了我们计算农业亩产的线索
他说2620石稻谷，需要873亩耕地
那么每亩的产量有此可算是3石左右
但这只是3石只是稻谷，如果换算成米来便只得1.2石
一石米就是150斤，那么一亩地的产出就是180斤
明朝的田亩税是每亩一斗，一斗大约19斤左右
也就是说一亩地的实际收入是161斤粮食
人均耕种15亩地，也就是收入是2415斤
换算成石就是16.1石
一石米一两银子也就是说年收入是16.1两银子
当然这个收入不高
还有两亩菜地，至少可以自给自足
当然这不代表全国的水平
这是北方的情况
因为南方可以收两季稻米
所以南方的农民收入要高过北方一倍
一年能有32.2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