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

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

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

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

这也是老办法：

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

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

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

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

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

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

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

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

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

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

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

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

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

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

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

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

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

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

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

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

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

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之的。

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

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

户部知道海瑞 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

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

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污？

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

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

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

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

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

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

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

就把自己上面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

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

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

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

这是避重就轻之法。

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

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

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

何况， 挪用有时还是因公，

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

而历朝历代的做法，

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

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

雍正对这 一弊端了如指掌。

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

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

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

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

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

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

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

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

而且，在追补赔偿时，

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

一分一厘都不能少

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

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

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

打的办法也有叁种：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

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

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

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

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

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

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

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

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

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

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

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

雍正可不管。

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

罢官容易索赔难,吃进去的吐出来,想想就难

再难也要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

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

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

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

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

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胤裪因为主管过内务府，

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

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发和百姓代为清偿的，

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

然而雍正不以为然。

他说， 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

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

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

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

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

二是 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

因此雍正明令不准。

他的板子，

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股上。

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

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

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

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

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

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

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

雍正下令：

“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

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

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

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

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

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

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

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

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

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

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

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

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

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

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

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

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

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

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

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

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

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

“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从康熙初年的八百万两到雍正五年的五千万两

交给乾隆手中的时候,国库有七千万两白银

国家年收入三千万两左右,

到乾隆末年,已经国库空空

只剩下区区两百万两银子...

贪腐卷土重来,后来更是出现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如果要说明实亡于万历,我要说清实亡于乾隆

贪腐从来都是国家的顽疾,很难根除

从封建王朝到民国直到解放后才有所改变

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块就枪毙了

联想到今时今日,若有雍正治贪的魄力

也不至于有这么多贪官能逃跑了

就算人死了贪的也要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