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资本的经济学表述应该是：资本是以往人类劳动成果的物化形式。一般性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需要大量引入国外资本。其本质意义在于，通过直接引入资本这种物化的国外劳动成果达到间接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收益与专利技术的使用费是相同的，资本引入与技术引入具有等效性和可替代性。另一个需要认识到的问题是，在资本高度流通和知识、专利保护门槛日益提高的今天，资本所包含的先进技术的含量被日益稀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资本引入而达到技术引入的效果越来越差、成本越来越高、资本在贬值。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既然资本引入与专利引入具有等效性和可替代性，而包含在资本引入之内的技术引入成本越来越高，一个明智的政府是否还有必要如此热衷于资本引入？能否考虑采用更有效的方法降低技术引入成本？]

今天中国的典型产业形态是：一家或几家跨国公司同时在母国和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整个产业链条中的最关键要素——产业标准、核心技术、品牌、供应链、现金流等等；中国本土企业充当其贴牌制造（OEM）的车间，或者扮演其销售终端的“零售”店。大量处于这种附庸地位的中国本土企业，其利润率被非常精确地计算在微薄状态而无法完成必要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反客为主。其结果是：缺乏出口替代选择的中国，即使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也无法改变沦为跨国公司经济附庸的命运，无法改变“中国制造”等同于质低价廉的“共识”。

中国以货币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增加，但是用于国内消费的财富却不见增长甚至相对下降。[附注：有关数据参见亚洲开发银行《2005年亚洲发展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内需不振，外需占据了总需求的相当比重，所以政府与企业就以为外需更加重要、进一步不惜抑制内需来扩张外需，于是国家经济进一步走向畸形——其表现形式是外汇持续出现大量顺差。然而，过度依赖外贸的做法隐含着潜在的危险：在全球经济摩擦日渐增加的时代，生产低技术产品的国家和企业不但利润微薄，而且会随时遭遇到各种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壁垒的限制、随时面临被驱逐出发达国家市场的威胁[附注：世界贸易组织（WTO）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过去一年内抬头，中国大陆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中国在大量输出产品的同时所换回的外币，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消费、被迫购买美国等国家的国债，然而这种被中国政府引以为自豪的巨额外汇储备，在当代垄断着世界金融霸权的美国财团的精心策划下，正不断遭受到美元贬值的打击。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只要是本国或地区的国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或地区内居住，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新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该值之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差额称为海外净收益，就是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计算在中国的GDP和投资输出国的GNP之中。以2001年为例，当年中国GDP为95933亿元、GNP为94346亿元，两者差额，即中国的海外净收益为-1587亿元。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成就，对于垄断世界经济霸权的发达国家而言是企图掩盖其控制世界经济的程度。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政府如此热衷于用GDP替代GNP，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是否试图掩盖对外资与外贸日益严重依赖和经济自主权逐渐失控问题。

在80年代，中国政府大量引入外资的目的，其一是希望借助于外资的流入缓解工业化阶段出现的资本匮乏压力，其二是希望借助于外资的流入带动技术的流入、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但是，这种政策意图实施的效果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异。首先，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整体性资金短缺的状况逐渐得到缓解、国际市场普遍面临金融资本和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盲目固守“以市场换资本”的守旧做法，对国外资本的蜂拥而入不加限制，不仅导致本土企业对国外资本的依赖，更对国内民间资本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今日国内资本过剩而有产生泡沫经济之虞。[附注：由于政府禁止私人资本进入有丰厚利润前景的行业，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充斥着过剩资本，并引发大量资本积聚在少数领域——2001年之前的股票市场和其后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地产热一方面反映了权势阶层瓜分国有资本（土地资源）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众多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造成资本的相对过剩、形成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其次，依靠国外资本流入实现先进技术“溢出”效应的期盼，由于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实力不对等、以及由于本土企业技术人才流失而导致的消化与吸收能力丧失，最终难以实现。再次，跨国公司大量利润的汇出和大量国外游资的流入，从两个不同方向开始动摇国家的金融稳定，特别是对地下金融市场的失控更凸显了对经济安全的挑战。随着金融市场对国外金融企业的全面开放，在旧机制运作中潜伏着的隐患将上升成为现实的威胁。上述这些现象恰恰是被称为“拉美化”的发展模式所内生的弊端。

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看，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试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宽松的政府政策（宽松的政府政策往往意味着对环境破坏的纵容、对提供人权保障和福利保障职责的放弃、对贫富差距加大问题的漠视）、和开放的国内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机制中建立“比较优势”（在中国的官方术语中，这种“比较优势”被称为“洼地效应”），以期吸引大量外国、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投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在20世纪80-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实行以放松政府管治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因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这种“外资主导型”发展方式的负面作用十分明显。首先，跨国垄断资本的自由流入，导致跨国公司逐步控制受资国经济。例如，通过独资、合资和其他形式，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其中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6%的家电业、60%以上的电力工业都在跨国公司控制之下。虽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受资国的经济繁荣，但是掌握着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奇怪现象。其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因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资主导型”的全球化带来的只是其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参与全球化的生产过程，而没有或很少获得先进技术的沉淀。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至多搞一些配套与维护。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在遭受跨国公司长期挤压之后将逐渐降低直至瓦解。[附注：关于跨国公司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具体方法可参阅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热衷于“外资引入”的中国政府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经济短暂繁荣之后的“拉美化困境”，中国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事实上，“外资主导型”（拉美化）模式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根据程晓农的研究，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从以上的表面观察深入一步，还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附注：上述观点摘自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尽管在过去的10年内（指1994-2003年——引者注），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去年为830亿美元），但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35%上升到79%；电脑设备的出口额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7倍（2003年为89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从45%上升到74%。这种情形几乎存在于中国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部门。”[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 Gilboy）《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