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科技日报》2007年1月29日报道：“2007年1月29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里，科技界围绕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题，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成效显著。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社会R&D总支出达3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2%，占GDP的1.4%；政府科技拨款稳步增加，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拨款达716亿元，比上年增加19.2%。徐冠华指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科技事业有了大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大大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我国科技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是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加速形成。2005年我国已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35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位；全时R&D人员136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二位。 ‘十五’期间，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80%。在863计划的课题负责人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家达到55%以上。在2005年国家科技奖的获奖者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科学家占到60%。一支充满活力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正在迅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二是基础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科技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总数已居世界前列，特别是SCI收录的中国科学家论文数已与英、德、日三国相当，其中纳米领域论文引用数位居世界前列。三是一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被攻克。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工程、‘歼十’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软件、集成电路装备、大型燃气轮机、超级稻育种技术、新药创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以信息领域为例，曙光4000A高性能计算机、‘龙芯2号’64位高性能CPU通用芯片、‘银河麒麟’计算机操作系统、0.1微米等离子体刻蚀机和大倾角离子注入机等高端技术的突破，为改变信息领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在生物技术领域，超级稻育种技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十五’期间，863计划共有15个品种获得一类新药证书，109个新药品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四是发明专利数量大幅增加。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发明专利的授权量由世界第13位提高到第4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从世界第8位上升到第4位。‘十五’期间，仅国家863计划就申请专利22000项，其中发明专利17000项；获得专利授权60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3700项，获得授权的专利数是‘九五’期间总和的5倍。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五是高技术产业化迅速发展。以国家253个高新区为例，据统计，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9%，高新区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达到802亿元，占全国R&D经费的40%左右，高新区企业4万多种产品中自有技术的产品已超过70%。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

面对如此众多自相矛盾的信息，或许我们应该秉持如下的原则：相信高层（政府）发布的宏观信息，相信基层（企业）披露的微观信息。因此可以推测：“研究与开发（R&D）的总支出增加”、“从事科技的人力资源增长”、“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这些信息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在物力、人力资源投入之后的实际产出情况则可能并没有政府所认为的那么乐观——在被政府高调宣传的众多成功项目中，有些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些由于信息保密而不具有横向（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可比性、有些则并非完全的自主创新，特别是当相当多的R&D总支出出自跨国公司之手时，支出增加的结果可能是进一步损害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近几年，软技术的引进在技术引进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技术引进的主体已经转向了外资企业。尽管有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层次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跨国公司转移高层次技术是以其对企业具备足够的控制权为前提，跨国直接投资本身就是为了保持技术优势、防止技术扩散而出现的，否则采取技术转让的方式可以更轻松地从技术优势上获利。因此，国外资本技术转移层次的提高仅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市场竞争而提高其投资企业获利能力的举措，既不可能转让最尖端的技术，也不可能通过技术扩散提高其他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王燕梅《我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2002年，我国发明专利中国外授权占到72.3%，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占90%，计算机领域占70%，医药领域占60.5%，生物领域占87.3%，通讯领域占92.2%。……国外知名的石化跨国公司申请的专利占该领域内国内发明申请的80%。在核技术、医药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90%以上属于外国；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生产方面关键技术的专利也几乎全部被外国控制；航天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外国比国内高出30倍；我国曾经处于领先地位的永磁强磁材料、超导技术、计算机以及数据处理方面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大半也被国外占据。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与外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比值为1∶9。”[董书礼《从模仿到自主创新：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产业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系列研究报告》]

1-1-2：对外贸、外资的依赖

对外贸与外资的倚重、对短期效益的重视、以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垄断与控制导致了两种“效应”：一个是跨国公司借助于资本、管理和技术优势对本土企业的生产替代和市场挤占；另一个是小型民营企业借助于灵活的管理机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各种逃避政府监管的“非法”手段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替代和市场挤占。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国家能力支柱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每况愈下，逐渐失去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并导致这些企业职工生活水平降低和大规模的失业。这两种效应的同时出现昭示着中国社会内在分化的加剧——一个集中于沿海地区和主要城市的外向型依附社会和一个集中于内地和广大农村的封闭型传统社会的隔膜和对立，也昭示着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自主能力渐趋丧失。

90年代中后期，随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就业安全感普遍消失，人们的收入预期随之下降，加之政府对“调节财富分配、提供福利保障”责任的弃守进一步加剧了下层民众的贫困，导致社会购买力明显萎缩。这一结果的现实影响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过度地借助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以缓解由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被称为该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 [附注：美国在90年代的外贸依存度为20%，日本同期的比例是25%。]同一时期，中国外贸总额却连创新高，外贸依存度从15%一路蹿升，2003年达到60%、2004年更增至70%，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200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8000多亿美元，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以上，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外贸对于一国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短时间内的贸易盈余和对国内就业率的提升，更主要的影响在于对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整体提升，包括对该国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本土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过于重视外贸的短期收益，不仅无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反而由于对国外需求的过分倚重而产生忽视国内市场需求、扭曲资源配置、弱化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后果。短视的对外贸易政策可能产生如下的后果：通过出口低附加值产品获得的顺差越多，意味着对国内资源的透支越严重，国家能力所依托的资源性基础便越虚弱。当顺差来自于大量资源性输出而不是技术性输出时，持续的外贸顺差反而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附注：一般而言，主权国家实行外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能力（如生产效率、技术水平、资源占有量）的提高。以损害国家能力为代价的对外贸易行为，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弱和附庸化。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存在着“重商主义”倾向，因而“重资本性收益（资金盈余），轻视技术性收益（技术提升）和资源性收益（资源占有）”。]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中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出口产品的价格却大幅度下降，与之相应的贸易条件也在不断恶化。居于全球产业循环链低端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到低价竞争的行列，在与垄断全球销售主导权的供应商和销售商讨价还价过程中，日渐丧失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对外贸的过度依赖和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导致本土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其结果是竞相“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缺乏技术优势支撑的“中国制造”不得不倚仗“便宜”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博取价格优势。为了给国内从事出口的生产企业提供盈利空间，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出台出口鼓励政策，然而伴随每一项政策的出台，不是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增加利润，而是国外贸易商要求中国生产企业进一步降价的要求。以国外市场为重心的中国生产企业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市场份额而不得不屡屡满足外商的降价要求，于是中国政府给予本土企业的优惠就在这一出一进之间转手让给了国外商人和消费者。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结束寻找替罪羊游戏》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出口的真正动力是由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购战略，而不是中国本土公司的快速成长。1994年至2003年中，中国的出口从1210亿美元增加了两倍，达到3654亿美元。外资企业（全球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以及与工业化国家公司合作的合资企业）同期在中国出口增长中足足占到65%。换言之，中国日益强劲的出口机器上贴满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标签。”中国的出口实力主要在组装上——其出口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价值来自于其它国家的原材料和产品。相形之下，实际在中国产生的价值增量仅占产品总价值的很小份额。根据刘遵义（Lawrence J.Lau）及其同事的测算（C.Xikang，L.Cheng，K.C.Fung，L.J.Lau，Estimation of GDP and Employment Induced by Exports：An Application to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中国出口的每1美元产品中，反映中国国内生产的增值部分仅有30美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国内增值部分更低——每1美元中仅占20美分。黄亚生在研究导致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原因时发现（《中国“外资依赖症”的原因和代价》）：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它们往往以中国本土企业的损失为代价。更有评论说，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的“温布尔登化”现象，即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附注：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2005年1月26日，中国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了《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这份报告一方面积极评价了25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FDI）大量增加而中国科技水平提升速度偏慢的问题。报告称，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的9月止，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但是FDI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地位显露垄断苗头，大量FDI的引进造成的负面影响扩大，其中最主要的是“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同我们‘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