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资本、技术和对国际市场垄断的优势，跨国公司逐渐增加在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其负面的效果体现为对中国在化工、机械、电子等基础产业中的自主性产生重大的威胁。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绝大部分被进口产品挤占，其中仅装备制造业产品每年的外贸逆差就高达数百亿美元。以作为装备制造业核心的数控机床为例，2004年国产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30%，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型和普及型层面，高级数控机床完全被发达国家垄断。此外，集成电路的95%、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装备及纺织机械的70%依赖进口。

另据新华社2004年6月7日报道：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院士们最为关注的话题是中国科技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问题。院士们认为，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无法令人乐观：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靠进口。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主要都是依赖进口；而在国家安全领域，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和急需的关键元器件只能依赖进口，处处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国内一些集成电路企业的特征是核心技术深度依赖国外厂商，一旦国外停止供应核心技术，15天之内只能停产。

“与日本和韩国所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在大力促进出口方面别无二致，但是鼓励出口的机制方面却与东亚模式完全不同。所谓的东亚模式是对本国幼稚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实行寡占竞争，力图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内培养出竞争力后走向国际市场。这种国际竞争力以民族品牌和自主开发为特征。与东亚模式恰好相反，中国鼓励的出口是基于通过生产要素，尤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来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在每年的进口中，80%是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不是消费品。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原材料和生产的半成品，然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以这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是见效快，即单纯引进外来技术和品牌并不需要艰苦的自主开发和学习。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没有独立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主要利润被跨国公司攫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基础，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来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高柏《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

核心技术研究能力的丧失使中国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之中：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借助于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优势，迫使中国政府过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附注：随着美国、日本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渐失，知识产权争端已成为他们控制市场的一种主要非贸易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淡化，技术壁垒的力量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作一个法律手段运用，更是当作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其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从市场份额日益扩大的中国企业手中分取一部分利润；二是通过收缴专利费和提请“知识产权”诉讼提高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削弱中国企业产品的价格优势。]这种维护跨国公司垄断商业利益而非鼓励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正在成为瓦解中国本土企业自主性、压缩其发展空间的锐利武器，使得本土企业在高技术层面上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障碍。[附注：这里所指的高技术并非仅存在于新兴产业，即使在传统产业领域也仍然包含大量的高、新技术成分。]

我们认为：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威胁不仅在于一时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和对产品进出口的高度依赖，而且更为根本的威胁在于本土企业普遍失去对国外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人才与动力。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能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能够掌握和控制的核心技术（掌握和控制的标准应该是“在面对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时刻，政府有能力使这些技术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充分发挥这种核心技术作用的完整产业体系；另一部分是充足的、具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各层次技术人才，以及发挥这些人才能力的管理机制。由于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中国社会除了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利益分配体系之外，无法形成与之并行的非权力性利益分配体系。权力性利益分配体系长期主导所造成的结果是：本应该分散在各个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大规模地向掌握垄断权力的政府部门和准政府部门聚集，而本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技术岗位则普遍缺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据《工人日报》2003年11月6日的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期的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在一些国企和研究单位，科技人员的分配机制不健全、分配形式不科学、分配报酬不合理的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技术人员争相走‘官路’。报告称：‘最优秀的技术人员都当官去了。’在被调研的一家国有企业里发现：现有的管理人员大多数都是中级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调转过去的，高级工程师基本上都在管理岗位。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除了管理人员的工资比技术人员高、有实权、诱惑力大外，还有技术人员的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等因素。技术人员想尽一切办法走‘官路’现象的出现，使国企技术人员严重匮乏，出现了‘断层’。”

国有企业的普遍衰败、民营企业的被歧视、普遍存在的产权混乱、缺乏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以本国企业和国民为受益主体的反垄断措施的滞后和软弱，这些因素纠结在一起成为妨碍企业对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制度性障碍。被权力体系扭曲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自发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则进一步制约着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产业的持续升级、以及劳动力生产技能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由于缺乏创新激励与研究投入，缺乏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动力和能力，中国只能成为外国高技术产品的销售市场，而无法借助于产品引进实现技术自立。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中国终将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而绝不会成为真正的制造强国。

近几年来，随着有识之士的广泛呼吁，中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自主创新问题。但是众多自相矛盾的信息披露使得外界难以准确、客观评估自主创新的成效。下面两则报道就反映了“宏观乐观、微观悲观”的背离。

根据2006年01月23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目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没有技术开发活动。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即便一些国企引进了技术，但是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在技术创新的各要素中，人是主体，而如何激励人才进行技术创新却是国企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高数量研发人员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仅没能像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那样创新、扩散技术，而且不少产业的关键技术自给率很低，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60%的企业正处于亏损状态。……目前我国以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生产线为主，专利和专有技术引进不足。2004年我国技术进口合同总金额138.6亿美元，其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等占到52.3%，专有技术所占比重仅为29.8%。……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引进国外技术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发达国家平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可以说，近年来，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引进的。而且引进技术的结构极不合理。……国有企业在技术引进之后，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充分地对引进技术进行研究、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进而成为技术强国向外输出，实现引进→创新→输出的良性循环。有资料显示，中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和消化吸收经费两项费用的比例是1∶0.06。而韩国、日本企业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比例则达到1∶5到1∶8。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花5到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目前国企的技术创新掉入了两个怪圈：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能力越弱越依赖，越依赖能力越弱。两个怪圈反复循环，国企深陷其中挣扎难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