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在上述分析中所显示的，从原则上而言，食利者并不是构成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一个因素。商业银行完全可以承担系统再生产中时以往财富创造所得的资金和对以虚构金钱形式出现的贷款金额进行疏导的那些部分工作（商业银行本身可以上市）。

因而，当我们研究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时，我们发现其大部分活动并非是向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而是有关世界不同地区中的未来生产利润的交易或是有关抵御各种风险的交易活动，而且处于金融流动之中的各种机构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倾向于食利者和投机者，把他们的利益置于生产性投资的功能性需求之上。当我们去研究所谓的资本主义两大支柱（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局面时，这一事实就暴姆无遗。

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及其规范

我们注意到，不管金融系统主要是以商业银行的形式组成还是以证券市场的形式组成，资本主义内部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分类：一方面是以钱生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性资本。这两种实体由于具有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因而各自的关键之处也不同、对生产性环节中资本的使用者而言、资本运行路线如下：开始时的资本表现为货币（其中部分借自货币资本家）。这些货币随后转化为生产过程中所需工厂没备、原材料和员工；经过生产之后资本体现为大批量可供出售的商品；当销售实现时，资本以货币的形式再加上生产过程中获得的额外赢余而重新出现。从这部分额外赢余中。资本使用者向货币资本家偿还先前所借的款项，并支付权利金。

但是，从货币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本运行过程显得有所不同：起初是货币资金，然后这笔货币资金在一段时期之内投入某个项目，等到这段时期结束时，货币资本家希望能要回这笔货币资金，并获得一笔权利金。资本主义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就是任何可提供未来收益的项目。如果购买福特股票的年获利是6%，购买乌克兰政府债券的获利是34％，而购买一箱拉斐特酒，一年后出售的获利是150%，那么对货币资本家而言，每一种情况下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不确定的未来，这些不同的“资本市场”中的哪一个会给他提供投资安全性与高产出的最佳组合？

因而，能被用做资本的财产同时体现为两种相反的事物：在一方面是货币资本家，他们控制着巨大的累积资金；在另一方面则是经营企业的资本使用者。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就如同是天父和天子一样，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它们虽然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但它们是处于对立面的两种形式。

正是由于这一点，作为资金主宰的货币资本就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一个计划性的作用。因为货币资本家远离生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而且相对独立、这样货币资本家就能选择究竟把货币资本借贷给哪个环节。如果一个环节已经达到“成孰期”，几乎无法取得平均利润率，那么虚构金钱以及那个环节中产生的价值资源就会被转而投向其他看来有可能产生更高回报率的环节中去。所以通过这种重新调配，货币资本家乎手中控制的金融体系应该是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而言。货币资本家听起到的这种发展协调作用被视为是整个体系中最自然、最完善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生产环节和金融环节的关系中，生产环节是决定性的，而金融环节则占主导地位，生产环节由于是产出价值的源泉，金融环节的货币资本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取了他们的资金权利金，因而是决定性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决定了过去累积资金和新的虚构信贷货币的投放地点——谁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而谁又没有——所以金融环节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两个环节之间实际的力量平衡部分是由经济周期控制的，在经济繁荣时期，生产性资本非常丰富，到处是现金。而且，可以这么说，生产性资本甚至能左右货币资本家；但在经济箫条时期货币资本家变成了无清而且蛮横的暴君，而生产性资本的使用者则向他们企求获得贷款，以渡过难关，然而两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样受到结构设计的显著影啊——受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虽然国家承担了种种责任，而且是一个政治化了的过程，它却能够而且确实也打破了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之间的平衡，打破了货币资本和信贷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平衡。例如，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可以把货币资本支柱排除在信贷体系的整体部分之外，政府同样对货币资本支柱本身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影响作出非常重要的决策。什么该允许银行做？什么不允许？究竟要不要有个私营的证券市场？诸如此类。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政府除了在设计两大资本支柱之间的关系之外，它同样也在设计着它本身与金融支柱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同样也将希望使用信贷体系。

通过对这两大资本支柱的分析，我们发现，与这两种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相联系的两种资金流动的速度和节奏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往往追求快速回报，并使资本尽量处于流动状态之中。而资本的使用者寻求建立更长期的资本运行路线，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只有在多年之后。这些资金才会产出其全部的价值。因此，第一组资金即货币资金倾向于导致游资流量的产生，游资甚至对外部环境中极细微的变化都极度敏感；而第二组资金即生产性资金则往往导致实在的、长期的资金流动，对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也必须保持稳定。游资流量与资金权利金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权利金要么来自证券交易，要么来自期限极短的短期贷款。当我们试图去分析国际资金流动时，这两种资金间的区别显得特别重要。就各种货币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一点而言，我们肯定会在这两种流动之间看判显著的区别：某个国家的兑换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或者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短期利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这些都会导致游资流量产生突如其来的、重大的变动，但是对另一种与生产中实实在在的长期投资有关的资金流量而言则影响不大。⑥

在任何一种实际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中，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当然绝对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但是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之间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绝对主要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最严重的矛盾就与金融环节和社会中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局势受到一些力量的控制，这些力量赞成新自由主义者的所谓“金融抑制”和凯恩斯以赞赏的口吻提到的“食利者的安乐死”。而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食利者不断与“金融抑制”进行斗争，并逐步重新复兴。食利者的复兴与这样一种思潮并存，这种思潮认为，由凯恩斯等人以及美国在德国与日本的战后占领政府所支待的金融体系的设计方法——“金融抑制”——对表面上源于远东的真正的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方法。这些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货币资本和资本使用者之间的制度化的权力关系，还在于政府的作用以及贯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形式。

但是要了解整个清况，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社会和机构的设计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完全在国内解决，从资金能在不同国家的货币区域之间近乎自由地流动这一角度来看，要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也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项工作。因为只有通过充当货币的形式，货币资本这一支柱才能起作用，而且就国家的货币能通过个体的经济因素近乎自由地转化为其他国家的货币这一点而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融关系会受到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货币资本支柱和生产性环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这种转化是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这一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紧密相连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研究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与国际和国内的金融体系发生关系的。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上存在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从其本身而言，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于整个世界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单个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货币，各个国家内部的集团希望与其他国家做生意，甚至希望在其他国家内部做生意，由于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存在，才产生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

从历史上来说国际贸易中的绝大部分都与货物买卖有关，所以，国际货币关系中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让处于不同货币区域的两个集团能够买卖商品，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不使用这两个国家的货币而是使用第三种形式的金钱，比如说黄金，而黄金与这两种货币都有一个兑换价格；另外一种方法是，这两种货币之间也可能设立了一个可直接兑换的汇率，那么货物的卖主也可能愿意接受这两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等等。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某种国际货币体系，这样，国际经济才能运转起来。

各个国家都对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些交换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以期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机构从其他国家购入的产品数量是否大于它们向其他国家出售的产品数量？换言之，在经常项目交易中，一个国家所谓的国际收支情况如何？收支平衡表呈现的是顺差还是逆差？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国家逆差很大，人们就会开始环疑将来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国际通用货币，用来支付该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时必须支付的金额。一个存在逆差的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国际货币储备来不断地填补逆差？它能否从其他地方借取国际上通用的货币，以便继续履行其义务？这类疑虑越是增多，该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就越有可能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