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曰：“严墙三刃，楼季难之；山高干云，牧竖登之。故峻则楼季难三刃，陵夷则牧竖易山巅。夫烁金在炉，庄蹻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掇之；非匹妇贪而庄蹻廉也，轻重之制异，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逾，可临而不可入。《诗》云：‘不可暴虎，不敢冯河。’为其无益也。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文学曰：“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逾；不教而杀，是虐民也。与其刑不可逾，不若义之不可逾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死不再生，穷鼠啮狸，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俱起，四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御史默然不对。
大夫曰：“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为施？法何为加？汤、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国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春秋原罪，甫刑制狱。今愿闻治乱之本，周、秦所以然乎？”
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汤、武经礼义，明好恶，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义，殷、周所以治也。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终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异，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论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则有司不以文学。文学知狱之在廷后而不知其事，闻其事而不知其务。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斫，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故射者因槷，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抏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
文学曰：“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者难，讼而听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棰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故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为轮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应少、伯正之属溃梁、楚，昆卢、徐谷之徒乱齐、赵，山东、关内暴徒，保人阻险。当此之时，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也。”
文学曰：“残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残贼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输子因木之宜，圣人不费民之性。是以斧斤简用，刑罚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鹊攻于凑理，绝邪气，故痈疽不得成形。圣人从事于未然，故乱原无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设而不用。断已然，凿已发者，凡人也。治未形，睹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监见，应侯以王稽进。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亲显，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进见而能往者，非贤士才女也。”
文学曰：“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妒，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故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夫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观近臣者以所为主，观远臣者以其所主。’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
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
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闇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大夫曰：“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杂论第六十
客曰：“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
“异哉吾所闻。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长久殊世。始汝南硃子伯为予言：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訚訚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然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近者亲附，远者说德，则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路，而务畜利长威，岂不谬哉！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索，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与复兴
--以宇野弘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为例
［日］关根友彦/文 张利军/译
2009-01-12
冷战终结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急剧下降。苏联的崩溃使以此为后盾的马克思主义弱化，同时标榜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势力宣扬资本主义的复兴，这给人一种印象，即资本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此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民族国家开始衰退。难以转化为实业资本的过剩资金开始在世界中游荡，一部分转化为投机性的掠夺资本，也可以称之为虚拟资本。在更广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毫无目标的近代金融资本的再次袭来，传统的劳资关系被打破，劳动力的再生产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性。这种状况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毫无疑问，正确理解和分析世界经济的弊病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承担起这个责任。勿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衰落并面临很多问题，我确信它的复兴是可能的，只有突破近代的限制并复兴和成为新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石。
一
马克思的遗产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两部分构成，也可以认为它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两方面要素。可是，长期以来，专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因素置若罔闻，只是作为一般的知识而进行学术研究，相反，意识形态因素却被夸大和重视，而其在经济学史上留下的科学足迹却被作为外交式的词令而得不到理解或者受到无视。传统将马克思作为革命思想家的评价占90％以上，而10％以下作为经济学家来认可。这种传统的看法已经走入博物馆，我们不能期待以往的荣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基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是徒劳的。
马克思本人90％以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者，而10％以下是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家，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基于此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是可能的。其实，宇野弘藏的马克思主义便是如此，然而，对宇野学派在日本并没有得到认可和理解。宇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消极的意识形态和积极的社会科学来把握，这正是他的意义所在。宇野提出原理论、阶段论、现代分析论三元经济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积极的革命社会主义因素来对待，结果是在尚未对近代经济学充分批判的基础上而着急进行政治实践，这便成为通向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哲学的贫困”，把握此点的关键是对前近代进行探讨，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这一时期都不存在，经济、社会、国家等都是今日社会学不可或缺的概念，社会科学是与近代社会，即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衍生的。相对前近代而言，对近代的赞美和讴歌是近代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无一不具有这样的偏好。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意义正是摆脱了这一点，马克思当时针对人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笃信，指出了其正确性与局限性，以《资本论》为出发点，旨在阐明近代社会的运行法则。将这种理论性的内容纯粹化而提取出来，便是宇野理论，我也称之为资本辩证法。《资本论》克服近代主义的束缚，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原理论不外乎是将这种理论框架提取出来，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已内含其中。基于积极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异化，只不过欺瞒自己而已。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