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八十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分析视角日趋复杂。有人强调各文明间的互相影响和互动对西方社会兴起的影响，有人分析了人口及其构成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与"西方兴起"的关系，有人把西方社会最终的"兴起" 归结于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有人甚至从不同社会女性的地位来找"西方兴起" 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新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以蒂利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蒂利的工作没有明显的弱点。从今天的眼光看，蒂利可以称之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韦伯主义者。与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所不同，蒂利在他的分析中不仅仅强调了经济（即，被蒂利抽象化了的城市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强调了政治力量（国家）和军事力量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独立影响。但是，蒂利轻视了涂尔干，因此他的分析不能把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微观的结构性社会情感加以很好地结合。更为重要的是，蒂利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忽略了韦伯式分析方法的一个核心，即注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等文化层面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由于对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在社会中作用的忽视，蒂利不得不把他的解释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而忽略了"现代化"的其它方方面面，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政教分离和脱魅时代的到来、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的来临。比如，就基督教而言，它在欧洲的存在和变化至少会给现代社会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以下五个被蒂利忽视了的重要影响：第一，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期" 事实上是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十分薄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控制／保障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长距离贸易。这时天主教教会势力及其它所提供的天主教世界（Catholic ecumene）就成了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个整合力量，一个欧洲各国政治的关键协调者、领导者、甚至是保护者。这个天主教世界促进了有着不同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及相应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同时，它也为中世纪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第二，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势力之间的平衡和冲突造就了欧洲国家力量的微弱。这就为蒂利所说的政治独立的经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国家力量的微弱还迫使了欧洲各国为各种政策的实施大量地与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性政治的发展最终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有机渗透（即迈克尔·曼所说的国家的基础性力量，infrastructural power）。这种低专制、高协调性的国家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 。这不仅仅是说天主教在教义和组织形式上都大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组织传统，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于单一上帝的追求，对于《圣经》文本真理性的探索，以及对于神秘魔术性宗教思潮的打击，天主教还保留和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从而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全面扩展铺平了道路。
第四，天主教不但全力捍卫一个充满嫉妒的上帝，认为《圣经》就是真理，而且捍卫他们对《圣经》解读的绝对权威性。这就给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带来了脆弱性。路德在威腾堡教堂的门上仅仅贴了几张"小字报" 就给天主教世界带来了摧毁性的分裂。其实，路德文中对于天主教卖"赎罪券"做法的攻击与明朝末年李贽在《焚书》和《继焚书》中对孔教的攻击相比不知要温和多少。但是，孔教在中国代表的是道德而不是真理。当时中国的主流士大夫根本就没有兴趣与李贽进行一场"对错式"的论战，而中国书生的主要精力也还是集中在读四书五经考科举上，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异端思潮就在"不争论" 的背景下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是，基督教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路德几张"小字报" 引出了一场"真理问题大讨论" 和新教运动。其后果是天主教世界的分裂、长期延续的宗教战争和教会势力在欧洲政治中的逐渐边缘化。宗教分裂为欧洲群雄逐鹿提供了动力，而教会势力的边缘化则给民族国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第五，宗教战争在欧洲兴起以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与之并不相干。天主教世界产生了分裂后，不同信仰的百姓带着很大的激情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投入了战斗。这种反复的战争冲突不断加强不同信仰群体内部的认同和凝聚力和对其它群体的排他意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了准备。
任何伟大著作都带着时代和作者眼光的局限，蒂利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今天看蒂利的著作，要学习的是蒂利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广阔的知识面，他的超群的在一定问题意识下运用和有机组合各种社会机制的能力，以及他在一个有限的学术框架下把一个观点演绎到极致的功夫，一言以蔽之，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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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想象共同体的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我最近读了点关于基因与遗传学的书,基因遗传学明确指出种族排他性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盐铁论
西汉·桓宽著
卷第一
◎本议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兗、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载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源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赡溪壑。是以盘庚萃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力耕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