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与贝尔斯登五大投资银行，叱咤国际金融风云半个多世纪，不仅为它们的股东与职业经理们谋取了巨额收益，而且也为美国赢得了卓着的声誉，为美国的经济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华尔街经济活力与美国金融权力的象征。如今，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图腾的五大投资银行一夜间蒸发，或破产（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或并购（如美林），或转业（如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美国的金融业势必要退缩到以存贷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而这是欧洲大陆与日本金融业的竞争优势所在。而且日本的金融机构经过20多年磨剑砥砺，趁次贷危机飓风，大举进军华尔街，收购身陷困境的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行业务，改变了华尔街的金融版图。未来，美国金融业如何与欧日金融业进行竞争与抗衡，难以预料。此外，新兴市场与石油输出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的一股重要力量。次贷危机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竭力排斥这一金融力量，努力使之边缘化；次贷危机后，这股“异己”力量竟然也被美国视为“活命钱”。因此，国际金融格局将进行自布雷顿体系诞生后的最大调整，此消彼长实属必然。
削弱美元的基础。相较不断增加的金融坏帐，政府投入的7000亿美元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是，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使美国国债高达到11.3万亿美元，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不断向金融系统注资，以缓解流动性紧缺。这一天量资金，带来的必将是通货膨胀，美元资产随之会严重缩水。当前，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不断走强，这并非是美国经济在基本面要好于欧洲经济，而是欧洲经济比美国经济更坏，投资者只有在数个烂苹果中进行选择，美元资产只是少烂一点而已。次贷危机仍深不见底，美国经济放缓、衰退几成定局，美元的贬值难以避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元实际价值不断降低，海湾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五个生产与输出石油的国家正计划统一货币，转变石油计价与结算方式。布雷顿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与“黑金”（石油）挂钩实现的。未来美元果真与“黑金”脱钩，对美元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性挑战”，美国的大难就要临头了。当然，为美元唱起安魂曲的恐怕不只是海湾五国，俄罗斯早已谋定后动。
科技创新是美国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美国高居国际分工“金字塔”顶端、分享国际最优厚利润的重要前提，是美国领先世界各国的重要依托。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科技创新也越来越转向虚拟经济——服务领域。虚实结合的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应当是美国科技创新大转折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在现代产业领域很难看到美国的重大创新，由此而继续引领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相反，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如火如荼，设计、制造、流转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连美国金融监管者以及诸多金融行家里手都不甚清楚其结构与功能，但是凭借美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一贯的神话与光环，世界争相购买持有。熟知美国的科技创新已走火入魔，他们创造了“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巴菲特语），由此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敬仰与无限神话。
三、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霸权的软实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基于硬实力而形成的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制定、解释与修改国际规则的能力，美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影响能力等等，这些软实力反过来影响与强化美国的硬实力，硬软实力相互补充、相互影响，构成美国霸权的坚实基础。次贷危机不仅重挫了美国的硬实力，也大大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随心所欲制定、解释与修改国际金融领域里的规则的能力将不复存在。布雷顿体系就是美国精心设计与推行的规则，由此确立起美元主导地位与美国经济霸权。当这个体系不能很好地满足美国经济霸权需要的时候，美国依然废弃了这个体系。此后，美国在它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新规则，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在这一旗号下，美国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以便其极具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能够长驱直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华尔街由此便可以坐享其利，获取垄断收益。正因如此，美国对自由经济的推销不遗余力，对自由经济的扞卫与维护也不遗余力。1997年国际金融大鳄狙击香港时，特区政府进行迎头痛击，以扞卫香港经济的稳定与繁荣，美国政界、商界与学界一拥而上，口诛之，笔伐之，污言秽语于美国各大媒体俯拾皆是，那情那景依旧历历在目。
当“华盛顿共识”因为拉美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变得越发臭名昭彰的时候，美国依然不断向国际社会鼓吹、推销经济自由主义，但是美国市场保护主义越来越兴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频繁。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对金融经济的接管与干预毫不含糊，而且出手力度不仅在美国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恐怕前所未有。美国的双重标准昭然若揭，而且美国将这种双重标准发挥到极至。美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凯恩斯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已经在美国复活，经济自由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实际上，美国根本没有什么普世的道德观、价值观，美国所一贯秉持的就是实用主义，在国内是垄断资本利益至上，在国际则是国家利益至上。
次贷危机爆发后，诸多有关会计欺诈、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除了相关各州、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监管机构进行相关调查外，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强力介入，由此显示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在房产不断升值的诱惑下，在抵押贷款公司极其优惠与便利的放贷鼓励下，购房者（借款人）往往提供不实资料来骗取贷款。华尔街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付钱给级，钱多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亮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银行、基金等投资机构的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赌博，很少对购买的次债进行风险对冲，使得风险暴露严重。监管机构也存在着道德风险：次贷泡沫本身就是美联储以超低利率刺激经济而一手造成的；美联储象1998年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出手拯救贝尔斯登等机构，显然会助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美联储是个有“私人身份”的特殊的中央银行，是华尔街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倾向于华尔街的金融决策在所难免。次贷危机将美国金融机构与经济精英的贪婪、美国监管者严重疏于管理等种种劣迹暴露于光天化日，华尔街机构破败，金融信誉破产。
“美国制造”的神话业已破灭。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次贷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
四、与美国保持适当距离是明智之举
历史上，霸权的衰落都有一个过程。美国霸权的衰落并非自次贷危机，“911”事件严重削弱美国的政治霸权，而且也是美国霸权削弱的一个重要象征。二战后，美国利用其在经济与军事的强大优势建立起霸权，美国在谋取霸权利益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提供了稳定与持续增长的环境。然而，随着西欧与日本的复兴，新兴市场大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多元化格局越来越突出，美国的霸权基础越来越脆弱。
但是，美国霸权的意愿没有改变，从霸权中获取巨额收益的意愿没有改变。因此，为获取一贯的霸权利益，美国正在不断地调整其霸权方式。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由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变为事实上的破坏者，美国霸权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由“稳定”变为“动荡”，即过去从为世界经济增长与繁荣中获取收益，如今从国际金融动荡中浑水摸鱼。例如，为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积极发展生物燃料，此举非但未能有效稳定国际油价，反而导致国际粮价高涨，引发世界粮食危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前世界经济乱相纷纷都与美国霸权衰落及其方式转变紧密相关。过去，跟随美国可以获得利益；如今，背弃美国将得到惩罚，美国正由世界的“丨警丨察局长”变为“黑老大”，对国际社会的正效应越来越少，负效应越来越多。
历史上，美国不仅过河拆桥，而且还落井下石。美国的顺利崛起与大英帝国的庇护紧密相关。但是，美国羽翼丰满后，就将这个故旧一脚踢开，甚至不惜手段，加速英帝国衰落。石油标价权的争夺首先发生在“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之间。二战前，中东石油的2/3仍属于由英镑标价的石油。但是，二战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规定美国五大石油巨头向欧洲销售的石油必须用美元购买，使“美元石油”取代“英镑石油”。
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塞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联军占领了苏伊士运河。为了将英国势力彻底赶出中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向英国首相艾登致电施压；美国政府抛售英镑，造成英镑大规模贬值；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以应对危机；还扬言要收回对英国的贷款，停止对英国的经济援助。
70年代，布雷顿体系崩溃，美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正是仰赖日本的鼎立支持，才安度危机，维持了美元以及美国的经济霸权。但是，当美国实力恢复后，美国何堪日本经济坐大，日元成为国际货币。因此，通过《广场协议》（1985年）、《卢浮宫协议》（1987年）以及《巴塞尔协议》（1988年）的系列操作，使日本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金融败战”，经济由此十多年一蹶不振。
次贷危机爆发于世界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要向置身事外不太现实。但是，综观此次危机，大凡对美国政治过于信任，与美国经济交往密切，对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高度依赖的国家，损失都相当惨痛，甚至比美国更加严重。此次金融危机震央在美国，但是美国主要股指在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通过前下跌不到20%，相反新兴市场股指几乎都被腰斩，数十多万亿的财富由此“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