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统一在一起，从而把马克思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统一在一起。对此，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7]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8]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来看， 唯物史观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总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9]

依据唯物史观的总观点，《资本论》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人类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阐释了这种关系框架（最初表现为劳动方式）中的人类活动、劳动、活劳动、人类主观能动性与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构建科学劳动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人类活动、人类劳动、劳动，指的是人类在发挥自身潜力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种运动状态或能量释放状态。[10]（2）这种“状态”表明，劳动是一种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死劳动”相区别并相对立的“活劳动”。[11]（3）从自然界演化的视角看，活劳动是一种与“死物质”相对立的并能够引致地球特别是其“生物圈”发生重大的地质变化[12]的“活物质”；[13]从人类演化的视角看，活劳动的特殊能量来自人类独有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类劳动独有的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14]在这里，需要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才能进行，这是唯物史观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基础最重要的批判。（4）随着人类活动能力体系和社会关系体系的发展，人类活动或劳动无论在其内涵（智力和体力）方面还是在其具体形式（社会分工体系）方面，都与时俱变并越来越具有现代化含义。在这里，笔者强调指出如下三点意见：其一，我们对“劳动”概念的认识，不仅要同“人类活动”建立起联系而且还有同“与时俱变”建立起联系；因为经济学界之所以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争论不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静止的”并且是传统农民“千古不变”的那种“静止的经验”来理解马克思科学体系中的“劳动”范畴，于是在思维上始终把“劳动”理解为传统社会中的“劳作”，例如，扫地、人工播种、人工纺纱等等；其二，我们并没有建立“劳动”是必须嵌入一定生产方式框架之内才能进行的“人类活动”，如此这般，如何能够正确理解科学劳动价值论中的三个核心问题：“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如何创造价值”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呢？其三，造成以上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建立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5）由于人类活动或劳动发生在自然与社会交错关系中，所以人类活动、活劳动本身及其与之相联系的所有因素都具有自然与社会的二重性。

依据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资本论》有层次地揭示了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活动如何借助生产方式转换为经济活动、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态，为理解政治经济学如何借助经济学范畴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逻辑方法。（1）马克思的世界模型不仅可转换或转化而且可相互切换或相互转变，随着世界模型向社会模型转换，劳动便从中介于自然与社会交错关系中的人类活动，转化为嵌入社会系统模型中的生产劳动或生产活动；在这里，所谓“生产劳动”，不过是从劳动过程结果的角度，即从产品的角度考察的劳动；[15]所谓“生产活动”，不过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即从与交换活动、分配活动、消费活动相对应的角度考察的劳动；另外，生产劳动或生产活动，也可以被理解为生产方式之外的人类活动，例如政治劳动或政治活动、文化劳动或文化活动相对的人类劳动。（2）生产方式，是生产劳动或生产活动必须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是社会系统中惟一能够把承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生产力要素（系统）和承载人与人之间利益交换和分配的生产关系要素（系统）耦合在一起的载体，生产劳动或生产活动一旦被嵌入特定的生产方式框架之中便转化为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16]需要强调：人类活动或人类劳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即到底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或文化活动，关键在于它被嵌入什么性质的社会框架之中。（3）从静态的角度看，生产方式连同被其耦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便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支撑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人文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从动态的角度看，特定的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又成为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在这里，需要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两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和国民经济形态；前者是人类历史发展总过程中用相对长的时间尺度（大尺度）衡量的经济形态，它所表明的是以经济制度革命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后者是在既定的历史框架中用相对短的时间尺度（小尺度）衡量的经济形态；它所表明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内部的生产方式的运动状况；马克思对经济形态的这种区分，对研究当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包括自然观、社会观、人观、活动（实践）观，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在内的统一世界观；它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科学、系统科学来表述。（2）马克思的发展观是以“人”为发展主体、以“劳动”为发展中介、以“社会”为发展环境、以“生产方式”为发展框架（包括制度基础、运动机制和分配制度）、以“经济活动”为发展内容、以“利益交换和利益分配”为发展动力、[17]以“生产方式革命”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路径或手段、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为发展目标的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它需要以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为基础。（3）马克思的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用运动、互动、变化包括转换和转化、发展的观点，去考察世界之构成要素、世界之系统结构、世界之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之子系统的超复杂系统分析方法。

三

《资本论》的理论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科学考察和认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错运动的视角；相反，《资本论》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科学考察和处理一个——以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实社会中技术变革和制度革命的科学方法体系。

第一，《资本论》方法体系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如何确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边界和理论性质上，而惟有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才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

“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1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19]由于与人类生存、发展和享乐最密切相关的“首先是物质生产”， [20]所以，马克思强调在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时候“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研究人类社会中一般的规律，必须“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21]这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况且经济学研究“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22]对此，恩格斯说，“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 [23]马克思甚至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耻辱。”[24]

马克思认为，研究经济规律要注重经济变革的规律，他说，“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25]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实际研究的应当是：生产方式及其所承载的全部复杂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以及生产方式革命如何决定和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或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马克思在他第一部成熟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6]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中说：“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7]此外，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1864）高度赞扬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它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胜利”[28]——也是基于合作工厂的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合作制”生产方式。[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