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用数理逻辑来表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取得可喜的成绩，开始形成一个独特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和流派，大致已完成了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本框架和范本的文字逻辑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逻辑体系的话语体系转型。近几年来, 以数理逻辑体系的语言和研究方法在国际和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正不断涌现。以白暴力教授、丁堡骏教授和冯金华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流派学者长期致力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逻辑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尝试运用数理逻辑来表达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模型, 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白暴力教授在其代表作之一《论价格直接基础或价值转化形式》一书中，用充足的理论、严格的数学方程批驳了斯蒂德曼、萨缪尔逊等利用“价值转形问题”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形”理论的完善性。由于广泛使用了数学方法,“论证了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量的完善性, 在转形问题这一国际著名经济学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被认为“在理论研究中, 运用了微分学和矩阵代数的方法,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论著之林中树立了新的风格”, 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数理经济学风格的政治经济学专著”，堪称是我国价值转形理论研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建设方面, 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他另一代表作《价值价格通论》中，建立了一个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含六个层次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石, 通过均衡分析和微分学等方法, 构建了变量劳动价值理论, 考查了劳动耗费量、价值量和交换价值量随产品数量变化而变化的情况, 并分析了价格运行的状况。

这一流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丁堡骏教授在他的代表作《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中，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主要特征,分别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等各个方面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胡代光教授赞扬丁堡骏的价值转形的解法既具有浓郁的马克思辩证思维逻辑风格,又充分体现了现代数学的简洁明了，认为丁堡骏解法更符合马克思的价值转形本意,更具有科学性。强调丁堡骏教授所创立的“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的图表模式为蓝本,对马克思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转形理论所做的进一步修改，这是对马克思转形分析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数学方程式模式来看,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的方程式是对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图表关系的现代数学表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现代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文字逻辑分析方法与数学逻辑分析方法各自的优势又都是对方各自的缺陷,这就使得这两种方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不能绝对地割裂与对立起来。而且，综合分析数学的逻辑与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看到,两者有一个交集,但不是同一的关系。从演绎方法来看,数学逻辑与经济学逻辑都满足内在一致性的要求，但数学逻辑强调的是数理逻辑,而经济学逻辑强调的是辨证逻辑。[] 经济学的独立性决定了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只能是“本”与“用”的关系,而不是像某些数理流派经济学家所片面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只有“数学化”才能成为科学。因为数学这一工具本身不能创造理论,它只是为理论生动直观地或需要定量表达提供了可能的方式。[]

（七）转型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西方的转型经济理论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单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只研究计划经济的一般缺陷和市场经济的一般优点，事实上把经济转型等同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虽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开始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其影响的扩大，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在这一流派的学者中，代表性的学者有王振中教授、裴小革教授、冒天启教授、洪银兴教授、周冰教授等。

转型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王振中教授早在1995 年纪念《经济学动态》创刊35 周年时就已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很热衷于在‘激进’与‘渐进’方面来对中俄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但应指出,在这种热烈争论的表面下却掩盖着一个事实,似乎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成败与否只在于措施的‘激进’与‘渐进’的程度差异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流派学者认为，1992 年中国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包含两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明确的制度约束性,即改革必须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二是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带有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体制模式与改革方案设计的改革探索期；体制转轨与改革重点突破的转轨明确期；体制确立与改革攻坚的转型深化期。他们强调，我国朝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已走过多年的路途,不可逆转地在进行着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朝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从总体来讲,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还不高。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但就经济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制度建设。二是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完善。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这一流派学者认为，在当前国内外的转型经济研究中,众多学者一直热衷于运用所谓“激进”或“渐进”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其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是极其片面的,而且也极其有害。他们认为，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实事求是地进行比较而不是按论战思维搞意识形态批判,由此探索中国健康的经济转型的道路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他们强调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要综合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体制变迁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学科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转型的实践进程进行动态的事实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进程,强化对转型过程中新制度建设的研究。

这一流派认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 有三个关健的理论问题不容回避: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向差异”问题、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问题和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问题。其中，不应忽视对原苏联东欧转型国家“转型衰退”教训的研究；不应忽视对拉美国家“改革衰退”教训的研究；不应忽视对改革对增长的影响(增长率、就业率) 和改革对公平的影响(收入分配、贫困)的研究；不应忽视对“中国经验”的总结。

在研究转型经济理论的这一流派的学者看来，西方各发达国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已证明了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和苏东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则再次证明了这种正确性，即劳动与劳动者是不可分割的，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财富、收入、投资、消费及他们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将劳动等同于物加以压抑的经济体制，必然要产生种种引起经济效率低下的致命问题，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把劳动等同于物，总是使劳动者保持贫穷和愚昧，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中无法持久，而且使劳动者受到压制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受压迫、受剥削者的成长和反抗中改变。要使财富的创造得到改善，经济转型的主导动因应是广大劳动者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解放。

（八）后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理论部分存在着逻辑悖论, 从而使人们对于新古典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按照新古典的资本加总方法, 异质品模型中会出现威克塞尔效应、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转问题, 这与新古典关于资本理论的两个核心命题相矛盾，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和进行技术分析的相对价格理论, 其一般均衡模型完全正确；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 斯拉法在其模型中加入了统一利润率。[]对悖论的破解和经济学理论的重建,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认为,关键在于放弃新古典的技术分析, 重新回归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分析。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柳欣教授认为, 凯恩斯货币均衡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这种由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利息率(利润率) 与货币联系起来并放在货币经济中讨论。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一种非均衡理论或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而是对立于新古典技术分析的另一种均衡理论。建立在凯恩斯货币均衡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更能深刻地揭示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动。柳欣教授强调要发展凯恩斯货币理论,不能使用新古典的框架,而要借助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所分析的是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表现为货币关系。凯恩斯集中说明了这种货币关系的运动特征,而马克思则为这种特征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原因。用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的方法来改造凯恩斯经济学是发展凯恩斯理论的科学路径。

以柳欣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流派的学者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从经济分析的基础开始就是根本不同的。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讨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 需要有相对价格作为调节的手段；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则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个总量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他们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作为引子, 其目的是为说明货币的产生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总量经济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其总量的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他们提倡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关键是必须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与资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