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流派的学者通过对我国经济学界有些学者不顾我国国情，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一般”、“股份制一般”等说法来“规范”或“评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状况，评述了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流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奉为教条。他们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上，“ 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等理论来“规范”和“评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这类学者中，还包括奚兆永教授和赵学增教授等。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历史, 总结经验教训, 找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路径和方法。同时，应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关系，在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武汉大学的顾海良教授、颜鹏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王志伟教授等。
这一流派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和坚信中国“转轨经济”催生了一种双重多元化趋向(倾向),即体系多元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其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后一种倾向。提出有必要用完整的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反映,并用来指导现实经济活动。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现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
这一流派学者强调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是以原生态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因此，应从他的原著文本去解读。但要防止对马克思构建学说的片面性或肢解性的所谓西方“解构主义”的解读趋向。这种非整体性解读就是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肢解马克思”和“异化马克思”,这将会抑制和窒息马克思理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使许多理论闪光点和生长点、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从而出现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半截子化”、研究对象狭窄化、研究内容空洞化、政治经济学本身趋于僵化和边缘化等问题,这会逐渐丧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而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既要“回到马克思”,又要在实践、创新并吸取当代经济学家(包括西方经济学家)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发展马克思”。
这一流派学者毫不动地坚持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主张市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绝不应从马克思经济学说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法律主张或两种指导思想共存。强调不能人为地割断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在联系,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生命力或理论张力。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流派。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多年来，先后发表大量论文和学术专著。如，《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发展绿色经济推进三重转变》、《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刘思华选集》、《刘思华文集》、《刘思华可持续经济文集》等。刘思华教授认为，传统或现存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它的理论框架是以生态与经济相分离为特征” ,其理论范式是建立在纯经济学观念基础上的,它不仅把自然界视为一个不变因素,而且把经济看成是一个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只是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与过程来研究和揭示经济运动与发展的规律性,而没有将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揭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演进规律。早在1997年他就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率先提出“生态资本”概念，确立了社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理论模式，首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内因论（即自然生态环境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主张社会生态经济人、生态生产力和协同构建除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外的第四大文明，即生态文明。
刘思华教授和杨志教授等学者着重提出应创造性地开展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的研究。强调应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特别是从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和当代实践出发，确立生态危机、生态时代、生态革命与生态文明的系统理论。他们认为，当前各国经济增长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说明从经济学理论上阐释循环经济势在必行。他们强调主流经济学不愿意阐述也不可能阐述的问题,正是非主流经济学全力关注、探索和研究的问题。鉴于这种事实,从理论上认真研究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在循环经济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方法和观点及其差别,无论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操作,特别是对制定我国“后京都时代”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流派学者认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利益，直接决定和影响到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如程恩富教授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上所表示的，真正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把生产资料和自然生态置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掌控之下。自然环境私有化和单纯商品化，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加剧生态危机。经济发展不考虑环境成本和把自然完全商品化，都会损害环境再生产的条件。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环境的使用效率，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被用于为资本积累服务，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结果加剧了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只有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不被利润的追逐支配而以满足人类共同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及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刘思华教授曾提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和生态经济理论，有利于更好回应21世纪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消除生态危机，为探索出一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指导思想。杨志教授认为，从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看,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实施节能和用清洁的石油能源代替煤炭的战略,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举措。
（五）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强调应积极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新成就, 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整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的重要课题。他们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和贾根良教授是这一流派中有代表性的学者。
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认为，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至今存在两个理论误区: 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理解, 二是试图从均衡范式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孟捷教授认为，与日新月异的现实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亟待发展。在十月革命时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已有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还有那样的自信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还存在许多盲点。如果我们在认识上没有深刻而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这个变动不居的对象，就无法过多地预测它在现实中被扬弃的条件。[] 贾根良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这必然会使“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中国经济学”只有在创造性地对其基本原理进行再阐释并吸收其他经济学流派研究成果的情况下, 才能形成一种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并行之有效的研究纲领。
以孟捷教授和贾根良教授为代表的这一类学者着重强调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即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对其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本体论原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认为尽管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众多,但在西方异端经济学内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划分。但如这一类型的学者所总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可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承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正确性,试图通过使用博弈论、数学形式化建模等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来改造马克思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化；另一种则是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加强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的联系和对话,力图将老制度主义等异端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合起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可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支柱的和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方法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真正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其所运用的数学模型的理论前提和经济含义进行全面、认真和细致的辨析，避免发生创新和转化后的中国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生如同美国和日本的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和现实时，也无法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预测”区分开来，对自己的“假设”也无法进行明确无误的表述的同样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