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大的经济成功事实，却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家，在十年中曾经在生产上，显示了10%以上的增长。考虑到它的庞大的人口，这可说是罕见的表现。这个成功是基于以下四个因素的非常特有的混合：农民经济的解放，群众性国内市场的发展，大力鼓励自由贸易区的产品输出，和最后一个因素——野蛮的镇压。
2．2国际金融
与新自由主义一致，80年代也发生疯狂的解除金融方面的管制。这种解除，不但从下面支撑，甚至扩大了全球化过程。与理论的预测相反，这个运动并没有减低真正利率。利率仍然一贯地停留在史无前例的极高水平。
为了哀叹资本之选择投机性的金融投资、不选择生产投资，而使用金融化这种名称，不但是非常浅薄，而且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性质缺乏了解。利率的上升，是在每个国家及在世界规模上重新分配收入的一个经济协调的工具。为了使美国赤字能够支撑到第三次一般化经济衰退延迟了几年的经济增长，高利率即是应付的代价。在欧洲，德国经济和货币则是造成经济上升的第二个杠杆支持。
这个世界性的金融整体，实现了特定功能。但是，它们并不全部有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一致谈论利率水平过高。但是这种谈论，只是局部地被有效行动所加强。高利率，不但阻碍经济复苏，而且滋养了全球货币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导致欧洲货币制度的瓦解。利率升高的主要影响，不但是促使预算赤字的扩大，而且滋养了公共债务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与减低金融收入的税项对应的。
2．3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它之所以全球化，在原则上是与财政、货币的不稳定无关的。这个不平衡的主要来源是在于以下这个在历史上尚未见过的事实：这个全球化过程，使得生产力水平非常不同的经济地区，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情况是与资本的国际化不同的：到现在为止，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在被主宰的国家中的代理人，而且，由于政治统治的制度，与它们建成一对一的关系。就全球化而言，这些关系从开始就是多边的，跨国公司集团已经在国际化上，进入另一个阶段，这种国际化逐渐导使它们不受起源国的管制。
所以，注意到与地区结构相反、具有非常多变形式的倾向的出现，并不使人感到惊奇。有些人所称的三极鼎立，不但表明对世界经济的三极统治（美国、日本、欧洲），而且表明这三个极和每个极的影响区的结构之间，有某种形式的关系。可是，这个布局并不是和谐、稳定的，因为它伴随着基本的非对称。这三个大区，各有其不同的聚合性。
亚洲区的保护工作、组织工作做得最好。日本和南韩虽然打进了全世界的市场，但是渗透进它们的国内市场，在实际上却是极端困难。该地区的经济同轴心圈的组织，以及中国在这个结构中建立它的地位的方法，都向这个整体提供可畏的经济效率和商业的侵略性。
欧洲则是完全不同。它是级别差不多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混合体，而这些国家大都接纳外来的竟争。欧洲不太参与第三者市场，而且，尤其是已经显示出它自己不能有力地建立它的天然边缘：地中海及东欧。
至于美国，它在整个美洲大陆操纵局势的才能，再度被它与加拿大、黑西哥所签订的条约所证明。但是，南、北美洲发展的差距是太大了，能实际做到的很有限。
这些差异，与在世界规模上所负担的政治功能，不成比例。在纯粹经济的力量关系和政治统治的等级制度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它最近的发展，导致以下的注意：目前趋向似乎指示美国已重新建立它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至高地位。由于日本经济的放慢、美国技术的复苏，这个运动，已经取得美、日共管的形式。如果这个不平衡继续存在的话，这个布局就会使得太平洋区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会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中，构成一个有力的极。
2．4建设欧洲时所遇到的矛盾
欧洲似乎是三极鼎立中最弱的一极，其理由不单是由于它的内在经济发展水平。欧洲国家必须解决的基本困难，包括建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会在欧洲平面上实现通常是为国家而保留的基本功能。三极鼎立的另两个极，则是围绕着一个民族国家，依照等级体系而组织起来的，这个民族国家，仍旧替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构成活动的基地。欧洲的情况则是不同的，特别是因为那里的跨国公司集团，很少有才能依照一特定的欧洲逻辑而运转。因此，建立欧洲的过程，有一种与在美洲、亚洲所签订的条约不同的性质。
这个过程是对欧洲资产阶级的清楚要求的一个反应，但是它并非没有矛盾。马斯特里希特条约所选择的道路，也许是最快速的。无能如何，它是最有约束力的。它的失败不但是由于它对民族经济特征的低估，而且，甚至更是由于构成欧洲联盟的每一国家的不同形式的阶级社会关系。
这种聚合性的缺乏，每一次与其他两个帝国主义强权打交道时都显现出来。最近的关贸总协谈判，使我们可能测量这些关系缺乏对称的程度。欧洲是充分地玩自由贸易游戏的唯一地方。它的经济的渗透性，减弱了它面对竟争者时的竟争力。因此，由于它的多重失衡，帝国主义的共管，在潜在力上是一个充满了冲突的共管。除非它发展出一种欧洲“民族主义” ，而且这种民族主义并不相依于某大集团、或者某一个大民族的利益，欧洲资产阶级将会持久地被暴露在目睹退回较传统的民族主义的过程。
2．5东方与南方：相似的插入
南方东方各种国家的非常不同的表现，并不使整体地考察它们的情况不可能实现。一个非常突出的趋向是，几乎普遍选择被输出所推动的增长模式。这个普遍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像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机构强加给所牵涉到的国家的。因此，世界经济的整个逻辑是基于这些国家之间，在低工资或者其他特定益处的基础上，为了极端多变的投资或者非常不稳定的市场进行竟争。这就导致一种新形式的依赖性发展，勾划出可称为新帝国主义的轮廓。
在这个游戏中，每个国家不能都是赢家。主要理由在于算术方面：与南方国家的总数比较起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总吸收量是有限的，而且将会停留在这种情况中，如果前者成功地为了这些成功的社会效果继续将货品卖给后者。在这样一种市场中，“报价者”亦即低工资国家，就被绊在一个循环逻辑中，这种逻辑就使报价者减低了他们的 “相比较而言的益处” ，那主要是在于他们的低工资。[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竟争中，低工资国家的商品输出者，势必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所以为了减低成本，势必使他们在自已国家降低工人们的已经是很低的工资。]所以，这种布局，不是发展的一个模式。这是与南韩轨道不同的。任何新国家，欲想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使它的工业部门完全被掌握，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太有系统的成功，也许可能，不过，这些成功将常常是相对于邻国竟争者的成功。
这个进化，并不只是不平等、变异的来源。它也提出了一连串补充的问题：生产货品远离消费它们的地方，并不是个新现象，但是它现在牵涉到更多分量的原材料和商品，所以，从能源过多的消耗、道路网络的兴建、污汽的散射等方面看来，这就代表相当大的生态代价。
这样一个模式，也导致工作条件、安全、健康及生命方面的降级。工作场所的意外事件、生态环境的灾祸也会增加。在有些情况中，造成污染，或者危险的工厂，就干脆从北方搬到南方来。有毒的或者放射性的废料也是如此。
富国除了在经济上实施保护主义以外，在移民政策上也实行保护主义。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国家所支持、所发展的全球制度的负面影响的一个反应。
同样的考虑也在东方国家复辟过程中起作用。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东方国家，不但不构成一个新边境、一个可使资本积累无限扩张的地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国际资本无法接纳的负担。德国再统一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即使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志、巨大的财政资源，它的同化仍是一个矛盾、困难的过程。对于太穷、或太大的国家，这样的同化更难实现。这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又是在这些国家中，选择一些呈现充分兴趣、能在某些程度上与资本主义欧洲聚结的国家。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波兰似乎是处于最优良的地位。这就意味，其它国家将会被放在一边，如果不被袭击的话。南斯拉夫前例，无疑是一个两可间的情况，但是，它的内部紧张状态，却明显被欧洲对南斯拉夫的不同部分所施加的不同吸引力所增强。前苏联在未能稳定其不平衡或紧张地区之时，必须在达到某一程度前，恢复它在乌克兰国家中的经济中心的角色。
外来替换人员的缺乏，将会以强调发展一种寄生资本主义的趋向，给这种恢复过程一种特定色彩。这种寄生资本主义，是相对地不可能抓住经济的中央核心的控制权。在这些东欧国家遭受非常深刻的社会分解过程的同时，被人认为属于它们的、在劳动力的训练和技能方面的优点，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消失了。它们“第三世界化”的那种假设，正快速地变为现实。
3．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现有模式
3．1一种退化的运转
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提供了这样的证明：新自由主义解法方法，并不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回到60年代的道路。利润与销路之间，还不能够出现发人醒悟的结合，而目前局势是由一个相对新的现象所主宰：获利的条件已被重建，但是伴随它的，却是在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大量失业的持久之间，找一个折衷办法。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露出真面目：它是一个具有具体运转模式的极端矛盾的制度，这个具体的运转模式，倾向于使利润和销路脱离关系，甚至使两者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