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核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仍然受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那些基本规律的支配和调节。无论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手段如何发达，也无论它们的社会福利达到怎样的水平；无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多高，也无论持股公民达到怎样的比例；无论是右派政党掌权，还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雇佣劳动制度仍然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所谓资本主义，从经济上来说，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24]无论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只要存在这样的特点，就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生产方式。只有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我们才可以说，这个社会的生产不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了。仅仅因为资本主义在形式上的某些变化，就断言资本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了，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这只不过是表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懂得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也根本不懂得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核心究竟是什么。[25]

四、立足当代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经济学

我们在理论上已经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根本上证实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核心的科学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学不需要发展和创新了。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的确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结论，我们只有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才能使之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概括起来说，当代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主要在如下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可能超越了马克思经济学，需要我们重新进行研究：

第一，马克思根据18世纪以来的产业革命的实际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特点，认为资本集中具有无限发展的趋势，从而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发生了矛盾，并依据这一点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更具体的阐发。列宁的垄断和帝国主义理论也是基于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然而，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所证实。我们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组织上存在着二重的特征，一方面，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产生了生产集中化、企业的大型化和垄断，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其最重要的标志；同时，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生产的分散化、企业小型化和自由竞争，在这方面，以中小企业的广泛发展为表征。[26]显然，如何在资本集中与资本分散并存、生产和企业大型化与生产和企业小型化并存、生产一体化与生产专业化并存和共进发展的事实基础上，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问题，就成为一个全新的重大理论课题。下面的分析将会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他方面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超越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而发生的。

第二，正是根据资本集中所导致的企业的集中化和大型化的发展趋势和结论，马

克思认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27]或许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正是对十九世纪中叶西欧特别是英国实际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理论概括。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并不是沿着马克思指出的这一单一逻辑发展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资本巨头在数量上并不是越来越少，而工人阶级的“联合和组织”随着生产和企业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随着市场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也随之多元化和多层次化，以至于“阶级”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还是否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式的整体分析（不是局部分析，在局部上，我们必须承认，阶级仍然是存在的，而且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工人阶级的界限也是十分鲜明的。）都成为一个问题。[28]如果把工人阶级的“联合和组织”理解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向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当“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结构的动力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重新研究由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新构造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结构动力学理论。如果考虑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对于“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那么，这一点就更显重要了。

第三，同样是基于生产社会化等于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并将无限发展的逻辑和理论观点，马克思在理论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商品生产最终也将“消亡”，“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旧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资本主义生产和整个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将由全社会的计划生产所代替。这一观点在《可达纲领批判》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在马克思的其他所有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中，也都是以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最终的一同被消灭或消亡（当然马克思明确指出过，商品生产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不能被立即取消的）为前提。在马克思的理论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总体的理论逻辑，即：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前提—商品生产为经济危机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能性—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产生了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经济危机会引发由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产生的工人革命—工人革命是导致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力量—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的一同被消灭的基础上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和整个社会的计划生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不得不指出，不仅马克思的上述理论逻辑还没有被历史所证实，而且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疏漏，即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严格地区分了商品、货币和资本并恰当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在论及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的时候他又在事实上将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完全等同了，从而提出了商品生产最终将同资本主义生产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的结论。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社会分工不仅没有被“工场内部分工”不断取代（即生产的大型化和一体化代替市场关系）的必然趋势，相反，随着生产分散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不断得以深化，以至于在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了国际间的产品内的分工。[29]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到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行将被消灭的任何迹象和依据（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失败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即市场经济）的顽强的生命力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于是，在理论上，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命运问题，进而必须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在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必须重新思考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许多现象上不同于马克思时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当代社会生产力以生产社会化的二重发展为特征，[30]并由此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新关系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差异性。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在上述最重大的问题上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从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范式，以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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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已发表在《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2]参见张宇，柳欣主编：《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3] 晏智杰教授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一。参见晏智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点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重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经济学运态》2001年第3期。《劳动价值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谷书堂、柳欣：《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5] 钱伯海：《经济学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关于深化劳动价值认识的几点思考》，《理论前沿》200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