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属论产生于16、17世纪，即资本主义产生也就是封建主义崩溃的所谓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者都是货币金属论者，或者应该正确地说，重商主义不过是货币金属论的变种。重商主义者混淆价值和财富，认为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他们正确地说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因此，从单纯商品流通即不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观点来看，就是积累既不蛀也不生锈的永恒的金银货币。只有金银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因此，要增加财富，就要开发金银矿，或者发展外贸，取得顺差，从外国取得金银货币。所以，他们实质上认为，是生产金银货币这种具体劳动创造财富（价值），生产其他物品的具体劳动不创造财富（价值），只有后者为前者承认，即后者换到前者时，后者才创造财富。这就是说，将价值的实现看成是价值的生产。
我们将货币名目论、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尺度单位论的错误作一比较。名目论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在这一职能上，货币只在感觉上存在就可以了，其物质实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的数量，于是就认为货币只是符号，是纸币，并不需要有商品的真身；金属论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在这一职能上，货币只在观念上存在就可以了，但其物质实体是什么却很重要，而货币天生是金银，于是就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货币，纸币不是货币；尺度单位论强调在价格规定上，用的只是观念中的金和银，而金和银又只是当作计算货币，即具有一定的价格标准来用，于是就认为镑、先令、便士等名称，指的不是金银或物化的社会劳动的重量部分，而是观念上的价值票子，或空洞的尺度单位。
剩余价值学说是阶级合作的理论基础吗
——对洪银兴《各个社会阶层和谐相处的经济学分析》的意见
陈其人
读了《各个社会阶层和谐相处的经济学分析——兼任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合作》（载《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后，我有不同的看法。现写出来，向作者洪银兴和经济学界请教。
一、说明阶级斗争的剩余价值学说又可以说明阶级合作吗
作者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提供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今天建设新社会的条件下，我们同样可以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寻求各个社会阶层和谐相处的基础，从而提供阶级合作的理论。”（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3、14、15页。）
引文中的前一句话，很好懂。后一句话，我不懂。他是这样解释的：
问题要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谈起：“创造价值的并非只是简单劳动”。（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3、14、15页。）他称简单劳动为直接劳动。此外还有复杂劳动。“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多倍于简单劳动”。那么谁是复杂劳动者呢？他说：“现代经济的趋势是：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和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于直接劳动者。”我国“现在的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家也可能通过其管理、技术的投入以及市场的开拓等形式参与创造价值的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3、14、15页。）
作者认为上述技术等几个因素是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比简单劳动多，这种看法，除了私营企业的管理劳动由于存在两重性，不能全部创造价值外（这个问题下面谈），是正确的。如果我国私营企业家参加技术等工作，那么，他们确实参加了价值的创造。这样，似乎说明了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两者合作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岂不成为阶级合作的理论？我认为不是这样。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有两种性：凡是社会化的生产，总要有人从事组织劳动的工作，正如一个乐队要有指挥一样，这种劳动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创造价值；凡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生产，总要有人从事监督劳动的工作，这种劳动即使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也不创造价值。作者否认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笼统地认为管理劳动全部创造价值，是不符合马克思的看法的。不要以为：马克思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故意捏造资本家管理劳动的二重性质的。最早科学地提出这问题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乔治•拉姆赛。他认为企业利润具有二重性：其原因在于企业主的劳动具有特点、即有很多企业的“领导人亲自动手干活，但是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已停止作为雇主而成为操作者。”（注：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3页。）就是说，资本家作为操作者而干活是创造价值的，作为雇主而“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马克思认为，拉姆赛关于企业利润、特别是关于监督劳动所说的话，是其著作中提出的最合理的东西。
马克思的研究剩余价值论的方法，是将资本家参加技术工作、经营管理工作予以舍象，或者说将这些工作交给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去作，而他却得到企业收入，这时，企业收入的来源，就清楚不过地是全体生产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凝结的剩余价值了。作者自己也说：资本家将监督和管理交给别人，“监督和管理的报酬就同作为企业主收入的利润分离。”（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5页。）这样一来，丝毫不劳动的单纯资本家，却得到利润即企业收入，是名副其实的剥削收入，这难道是阶级合作的结果？
二、剩余价值的产生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增殖吗
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的，他首先指出：所谓的资本自行增殖，“现在看来是一种误解。仔细研究《资本论》，可以发现马克思只是在资本形式（G—G′）上作出这个判断。其实质并非如此。一定量的资本有多大的增殖额，主要应该由资本家的企业家素质和知识来说明，因此利润（剩余价值）与其说是资本的自行增殖，不如说是资本家（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增殖，或者说是资本和企业家要素合作的结果。”（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7页。）我们知道，马克思为了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曾对资本总公式（应为G—W—C′）的矛盾作了详尽的分析，由此得出科学的结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在流通中按价值买到一种会自行增殖的劳动力，而在生产中使用它，让其生产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差额。但是，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他认为剩余价值是“人力资本的增殖”。他没有对现在用得很乱的“人力资本”概念下定义。我理解为是固定资本中的一种。斯密说：“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的才能”、“机器与工具”、“有利润可取的建筑物”和“使土地变得更适于耕种的土地改良费”这四项属于固定资本。（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第257页。）因此，投资于教育与投资于机器，是一样的：斯密称前者为“高价机器”；人力资本和一般的资本例如货币资本一样，其持有者都是资本家。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的大脑。因此，人力资本持有者不能离开脑力劳动，从这一质的规定性看，他必须又是劳动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他们在劳动者的人数中的比重增加。这同作者所说的现代经济的趋势是相符合的。所以，作者说的“人力资本的增殖”，其实就是前面分析的参加经营管理（其劳动部分创造价值）和提供技术的资本家，亦即从事复杂劳动的资本家生产的多于简单劳动生产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将这些职能交给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他们已分配到高级劳动力的价值）的单纯资本家，其企业收入的来源，按照“人力资本的增殖”论，就得不到说明。换言之，作者是将“总体工人”生产的真正剩余价值的存在抹杀了。
三、时而说财富创造和时而说价值创造的矛盾
作者指出：“商品的生产不只是价值的创造，而且是包括使用价值在内的财富创造，社会产品（财富）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财富创造与各种生产要素相关，价值创造只与劳动相关。但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孤立地进行，它必须同整个财富创造过程结合进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评判》（应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不是作者）中说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财富的泉源。”（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4、15、14页。）“就创造价值来说，先进的生产要素是复杂劳动；就财富创造来说，先进的生产要素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作用在于将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并入（导入）生产过程。”（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4、15、14页。）
作了这样的分析后，作者又强调说：“对价值创造，资本也不是一点不起作用的。……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就指出了资本、技术等要素会通过影响在一定劳动时间中（创造价值）创造使用价值总量来影响单位产品的价值量。资本资质的提高，含有更高的技术的机器设备都可能会因创造更多的产品而影响价值量……”（注：《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14、15、14页。）如果作者认为单位商品的价值是由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财富增加，总价值不变，单位商品价值下降。这时，他就遇到财富增加和价值增加之间的矛盾问题了。这就无法回答价值的实体是财富还是劳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早就遇到这问题。矛盾如下：假设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财富总量增加了，单位商品生产费用降低了，总量商品生产费用不变。在这条件下，问：价值是否增加了？萨伊答：增加了，因为构成财富的价值由效用决定，而这时总效用是增加了；没有增加，因为构成财富的价值由生产费用构成，而这时总生产费用没有增加。
作者也必然遇到这样的矛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价值不变，因而单位商品价值下降，但创造的财富量却增加了；这样，资本资质的提高，会使含有更高技术的机器因创造更多的产品而影响价值量。但是，他无法回答：这被影响的价值量到底是增加了，还是没有增加？
四、按生产的价值分配，还是按创造的财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