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深奥的条文并不旨在加强政府的权力，而是旨在促进金融资本对政府的控制。从政治上看，金融对政府的限制、对公共企业和税收的监督已将公共计划权转交给了金融管理者。

（五）从平衡的国际法走向有利于美国的双重标准

贸易谈判一直是以美国的农业补贴和配额为前提的，而这阻止了第三世界发展自己的粮食生产。美国拒绝清除已“内在”于贸易协议中的农业保护主义，这使得谈判空间极其狭小，因为与之相比，其他的贸易问题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类似的双重标准也出现于对外投资领域。尽管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不断提高，美国还是阻止外国人收购其银行、航空公司、军事和技术公司。上世纪70年代，欧佩克组织成员国政府被告知，只能以其美元购买美国主要公司极少量的股份。80年代，日本被允许只能投资于估价过高的房地产、电影公司或有困难的公司，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出卖其关键部门的最高控制权。

自7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双重标准是美国具有同时推行债务国和债权国战略的能力。对于欧洲和亚洲，美国是债务国，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即落下作主债务陷阱和粮食依赖的经济体，美国仍然是债权国。正如《全球分裂》所描述的；“由于外国继续依赖于美国的谷物、军备和飞机，美国产品的出口价得到支持，为了支付进口，第三世界再次为了出口原材料相互竞争，不断降低其贸易条件。美国的经济战略是继续利用外国资源，以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府开支的增长。”

美国的主要担心是其他国家可能通过美国一直实施的凯恩斯式的预算赤字政策，来扩大其自己的货币和信贷体系。国内的货币和信贷制造将使外国不用依赖于美元这种外国资本，而土地改革和补贴将促进粮食生产的自立，这又会削减美国的谷物出口。

双重标准最终是使美国资本不劳而获。

（六）从对外贸易和投资走向货币投机

债权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获利，他们如今把目光瞄准国民经济的全部公共领域。公共企业的收入正流入金融管理者的手中。

“资本自由流动”（即资本外逃和“收益汇回母国”）带来的后果是，每个交易日、每分钟的疯狂货币投机远远超过全年度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总量。

（七）从政府控制货币走向债权国控制

当今，剥削模式的特征不是通过雇用劳工寻求工业利润，而是推动政府促进生产利息和租金的食利者经济（并不向其征税）。

从而，1980年后的秩序一直主要是以金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促使第三世界债务国以自己的货币发放信贷，而是迫使它们依赖于外国银行制造的、具体而言就是反映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元信贷。

不发达国家被这样灌输：财富之路在于原材料单一经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同时，信贷关系应以国外的“硬通货”加以控制，这一立论阻止了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实施克纳普所称的国家货币理论走向自力更生。

（八）从冷战时的孤立俄罗斯走向以新自由主义与其领导人合作

70年代，随着美国销售谷物到俄罗斯，二者间形成贸易联系，冷战蜕变为缓和。俄罗斯向西方的开放导致1986年的公开性和改革，5年后苏联解体。在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经济转型中，俄罗斯将其矿产资源、土地和企业分配给了主要来自原苏联干部和“黑手党”的圈内人。当尘埃落定时，俄罗斯发现其工业、农业和军事生产已瓦解。美国环绕着它，从中亚到外空布下军事基地，并正使用其窃国寡头的逃离资本买空其剩下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

过去的10年里，“华盛顿共识”已完全证明它不是促进增长的政策。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为俄罗斯提供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的“无形之手”，设法摧毁了可能成为美国潜在对手的俄罗斯。

新自由主义者称，新的财产所有者将对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市场激励的逻辑作出反应，会把其收入转化为投资，促进生产。但这些财产所有者认识到他们攫取的资产的内在风险，因为他们在这些资产制造中未发挥任何作用。保护其收益的最安全的办法是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将其财产转移出这个国家，远离税务和司法当局。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寡头们以每年250亿美元的速度向国外转移其财富，然后取得以色列、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资格，迁移到他们设立银行账户的国家。

到2001年，也就是苏联瓦解十年后，2500亿美元被以虚报出口清单和向外国投资者售卖所有权等手段转移出了俄罗斯。比这种资本外逃严重得多的是俄罗斯科学家和熟练工人的流失。随着俄罗斯社会陷入心理和经济上的衰退，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缩短，疾病蔓延，自杀率提高。

因此，苏联与其说是被军事征服的，还不如说是败在金融上，它瓦解为一个面对国际金融资本放弃政策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

与此同时，1945年设想的世界和平年代正让位于美国军事基地组成全球网络乃至太空军事化。不过，征服的主要模式还是金融的，也就是拆除他国政府的规制经济权和征税权。

（九）从冷战走向阶级战争

1991年苏联的崩溃结束了冷战，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由于不再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制约，美国将其胜利描绘为如下观点的论据：政府计划、价格补贴、征税、收入再分配和公共信贷就其本身而言是破坏性的。即便社会民主党，也开始明显地怀疑公共管制和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将以其史无前例的权力做什么？帝国的逻辑是促进帝国中心而不是边缘的增长。罗马和美国可以类此。塔西佗是这样描述罗马政策的：“他们制造了一片野蛮，将之称为和平。食利者寡头运用其控制力将纳税负担转移到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上，从而导致债务高筑、人口缩减和落入奴役制后对帝国中心不断加深的依赖。”

（十）从经验经济学走向自由市场宣传

数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管理者剥夺债务国急需提高的信贷和税收。这就好比一个食客主宰了主人的收支和思想，榨取其营养来供奉自己。食利者的行为一直被错误地认为会带动东道国的发展，而不是破坏东道国自身的投资需求。

当今，金融部门凌驾于政府之上这一点赤裸裸地体现于俄罗斯改革和欧共体中央银行家的行为上，前者在“攫取”以及随后的抛售中达到顶峰，后者反对以预算赤字提供扩大经济的必要信贷。

在受害人眼里，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改革”已成为刺耳的字眼，它完全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80年代以前的进步改革——建立国内市场、扩大预算赤字、促进全面就业、提高教育、卫生及生活水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二、走向后食利者经济秩序之路

不难看出，人们需要采取行动来消除当今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将允许政府提供信贷为预算赤字融资，从而促进投资和就业；以本国货币标价国际债务，将债务清偿控制在支付能力之内，就如在20世纪20年代道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为德国战争赔款所做的；将纳税负担从劳工和工厂转移到土地、地下资源和垄断之上。

为了建成这样的世界秩序，有必要创建具有新的发展哲学的国际机构，以之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商美国财政部债券本位的替代物；学习美国式的关税和补贴，促进土地改革；限制美国军事扩张主义；创建后新自由主义理论，恢复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的传统区别。

（一）政府提供信贷为预算赤字融资，促进投资和就业

各经济体并不必然需要外汇和储蓄为其劳工支付薪水和投资于国内其他生产要素。各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做美国一直所做的——维持预算赤字，以保持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速度和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虽然货币主义者声称政府信贷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信贷比私人信贷会造成更高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民主政权发放的公共信贷往往用在有利于长期提高生活水平的领域，而银行更愿意为资产泡沫、不动产和其他既有资产融资。

（二）以本国货币标价国际债务

过去的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应以本国货币而非美元的计价方式借款，因为这样就可以控制债务的价值。

美国外交官将金融均衡界定为外国中央银行必须购进的为美国预算赤字融资的美国国债总量，而贸易均衡似乎就是外国必须提供给美国以使美国公民能够维持其生活水平的产品总量，即便美国经济已非工业化和美国人已转变为食利者。

问题是，当今的贸易和国际收支体系旨在奖励食利者，而不是帮助国家发展。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破坏性影响已最明显地体现在俄罗斯于90年代实施的国内市场通货紧缩和欧洲共同体实行的财政紧缩上。

当前，阿根廷正力图使美元债务转化为以其本国货币计价。这种需求是经过沉痛的教训认识到的，在十年的高度美元化时期，阿根廷每发行一笔国内货币，就必须贷给美国财政部同样一笔款子作支撑，似乎阿根廷是美国财政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2002年阿根廷最终陷入债务危机。虽然国际债券持有人和放贷的银行表示反对，但阿根廷的谈判立场的先例不是由别人，正是由罗斯福本人做出的，当时他单方面地否定1933年前金融契约中的“黄金条款”（该条款使所有债务必须以黄金偿还）。

（三）向土地、地下资源和垄断权征收租金和资源税

当今全球金融攫取暴利的最主要途经是通过获得公共垄断、原材料和不动产，寻求得到资源租金（包括垄断利润），而不是投资于生产领域以赢得工业利润。

政府遏止此类资源攫取是相当容易的。它们需要做的一切是向已私有化的土地、地下矿产资源和自然垄断征税。该税种的好处是，它将削减工业和劳工承受的财政负担。这将改变税务制度，使工资和工业利润承受的负担转移到由自然（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自然资源）或垄断权产生的租金收入。政府将为此公布那些想将攫取资产转移走的食利者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