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严重失败。美国学者爱德华•赫尔曼对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赫尔曼认为，全球化已标志着产出率和生产率的大幅度下降而投资增加了。西方七国（美、英、法、意、德、加、日）的平均增长率从1971～1982年的0.4%提高到1983～1994年的4.6%。不鼓励在新工厂和设备上的长期投资，而是鼓励把钱花在旧机器的修修补补上，与此相伴的是大量实质性的金融活动──合并、股票的购买、金融调动和投机活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整个生产增长率从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1973~1995年的0.8%，下降超过了75%；固定资产的投资大概从1959~1970年的6.1%下降到后来的3.1%左右，下降了一半。经合组织成员国每年GDP实际增长率从1959~1970年的4.8%下降到1971~1994年的2.8%，约下降了42%。尽管生产率增长减缓，但5%的社会上层家庭能从降低生产率和利润中获取大量的好处。因此，精英人物的收入和股票市场的股值快速增长。对全球大多数人来说，则收入差距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明显拉大。在美国，尽管在1973~1995年之间生产率增长了35%，社会中层的实际平均工资率在最近几年还是很低的。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就业不足、收入减少和工人增加对工作体制的“依靠”都在加强。世界上20%最富裕的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增长到1995年的82:1，并且第三世界在许多方面变得更糟。在过去的20多年里，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降低。30亿人（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8亿人营养不良。在第三世界，失业在蔓延，大众的贫穷与有权有势人的巨额财富的增长相伴而生，北方每年有750万人在寻求收容或寻找工作。在金融领域，从8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到1994~1995年墨西哥的崩溃，再到亚洲危机，金融危机越来越有威胁。随着私有化的增强和管制规定的减弱，不受控制的金融势力与政府及管理机构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增加，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也在持续扩大。

第四，全球化是对民主的进攻。赫尔曼认为，近十年来的全球化决不是世界人民的民主选择。首先，全球化的整个过程是受商业驱动，遵循商业的策略和技巧，最终达到商业的目的。就一些主要的推进全球化过程的行动而言，如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公众完全受制于带着私欲的商业媒体的精英们的操纵。在美国，甚至在不断宣传之后，大多数民众仍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整个新闻媒体支持它，协定就通过了。在欧洲，欧元的推行就是有权势的精英支持的结果。其次，由于商业机构花了大量的钱去喂养知识分子和思想库，控制大众媒体使他们的观点盛行。全球的统一媒体如虎添翼地推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抵制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难以实现。商界还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限制政府为普通大众服务。再次，在政党选举中起决定影响的也是商界的金钱，这使得选举缺乏实质性民主，越来越多的选民不再参加大选。此外，商界还通过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用退出投资的威胁来回应服务于大众的政治家和法律规范，使其接受商业巨子的政策主张。商界还极力争取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牵头的国际协议和政策行动，使这些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总是明确地采纳那些跨国公司所希望的政策。

第五，全球化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损害。全球化的提倡者认为，自由贸易是通向经济增长之路，这种主张也被历史经验所驳倒。没有一个国家，过去或现在，在没有政府对弱小工业的的保护的情况下，能实现经济持续腾飞和从经济落后向现代化的转变。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取消了对不发达国家的保护措施，通过来自国外的更广泛的接管对不发达国家产生威胁，把不发达国家完全整合成为外国经济体系中有机体的分支，保存其依赖性和落后，以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阶级斗争

国际劳工局1998年发表了罗伯特•基洛的《把握全球化的挑战──一项工会议程》的工作报告，该报告对全球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郭懋安，1999）。

一方面，全球化实际是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过去30年来世界多数地区进出口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在增长，但增长率大不相同。亚洲的增长率最高，从1960年的67%增至1992年的约10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作为一个地区整体，从1950年的约40%增至1992年的约58%；拉丁美洲的增长平缓；非洲在1950年至1992年期间实际是负增长，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从50年代中期的3%跌到1995年的1%。这种不平衡还表现为各个地区内部的贸易增长快于地区间贸易的增长，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他区域性贸易集团的成立更助长了这种趋势。当前世界贸易的不平衡还表现在相对少数的企业占有相对大量的贸易额，跨国公司的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占全球贸易额的1/3。另外1/3则是在各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当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估计超过2.5万亿美元，其中世界100家最大跨国公司占1/3。全球约有4万家跨国公司，它们1992年的销售额达5万亿美元，超过同期世界出口总值，但只雇用了全世界2%～3%的劳动力。90年代前半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向东亚和中国的增加最快，增加额的80%以上投向中国，其余则主要投向9个亚洲、拉美、非洲国家和地区。世界最贫穷的47个国家只得到跨国公司投资总额的0.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不断减少。全球化正在拉大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工人阶级产生了负面影响。工业化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也在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如经济及就业增长持续滞缓；技术革新快；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服务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显著扩张；非全日工、临时工、在家上班等非传统就业方式爆炸性发展；妇女劳动力比率上升；移民工人重要性加大；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加强等。这些变化的综合作用对工会力量和工人阶级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加上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资本市场自由化、贸易的扩大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等影响，当今工会和工人阶级处境比二三十年前艰难得多。全球化鼓励了雇主及一些政府更加敌视工会，甚至反对工会的传统功能。如限制集体谈判，尽量与工人签订个人劳动合同；扩大经理特权、单方面决定雇用条件等。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则鼓励这种发展趋势。许多国家还大力削弱工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甚至制造困难使工会难以生存，如严格限制工会的组织活动和经费来源等。

工会受削弱的基本原因一是在经济相互依赖加强的世界，工会对工资和雇用条件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机会减少。二是跨国公司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这使劳资力量对比失衡加剧。当前出现了转换生产场所的现象，即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生产费用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或将生产任务承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这同时也加强了资方的谈判地位，迫使工会不得不同意降低劳动成本。在钢铁、纺织、服装等行业中，全球化对于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尤为突出，而这些产业的工人恰好是工会运动的骨干力量。这些产业的竞争特别激烈，造成裁员、压低工资的巨大压力。现在有150个国家的纺织服装企业雇用3 000万工人，向只有30个国家的市场出口产品，因此，国家、企业和工人相互间的竞争空前激烈。纺织工业是产业革命的先驱产业，当年纺织工人在血汗工厂中劳动，倍受剥削，为自由贸易和资本谋取全球利润作出了惨痛的牺牲。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他们某些方面的劳动条件竟倒退到19世纪末相仿的地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的资本家都在践踏本国的劳动法和国际劳工标准而不受惩罚。纺织业的状况说明，经济繁荣不会必然带来劳动条件的改善。

法国埃弗里大学教授约翰•彼尔迪罗对全球化条件下的西方企业内部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做了分析（约翰•彼尔迪罗，1996），指出马克思当年在其著作中提出的阶级斗争在今天的西方企业仍然存在。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并未消失，故阶级斗争也存在。但如今是资本的力量占据优势，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而工人阶级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而且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阶级斗争新特点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表现为阶级斗争复杂化。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企业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出现了两极分化，而且产生了人数众多的难以界定的中间阶层。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劳动者群体的阶级意识便难以形成。工人群体的分层增多，职员人数扩张，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也失去了明确的界限。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就变得复杂化。不同集团之间的联合和冲突，有时可以看做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斗争的折射，有时又可以看做与劳资关系几乎无关的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本世纪70年代发生的西方经济危机，在许多方面都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相类似，但其影响和后果并不相同。人们在1975年时学会了驾驭货币与金融机制。为了应付这场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了近30年的繁荣后突然来临的深刻危机，西方企业主们大致采取了四种措施：一是尽量开辟新市场，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二是打破西方各国多年来形成的企业竞争规则，实行非规范化操作，其中就业的非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三是为了降低企业经营管理费用，企业尽可能采取“按需生产”的方式，而“按需生产”，就必然大量裁员，对在职工人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四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必须提高投资效益，改善产品质量，在资金和劳力的使用上实行合理化。这意味着必须尽量延长工人每天用于生产产品附加值的那部份生产时间，从而减少工人们的无效消耗。也就是说，加强劳动强度和加快劳动节奏。

以上四个措施，除第一个措施外，其他三个措施主要都是针对操作工人的。实际上，企业主把解决资本积累危机的部份负担转移到了工人阶级身上。为了实施以上措施，企业主们集中力量推出了“满负荷流水制”的生产模式。这种新生产模式，从资本的观点出发，就是要求生产资料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相应地，人事生产产品的人力也就同样必须随着生产资料的运转而处于不停地运动中。这就把以前福特“流水生产线”扩大运用到全部生产过程。为了配合“满负荷流水制”的实施，企业主还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产量持久稳定保证”、“全社会技术改良体制”等一整套地系列化管理办法，以及吸引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尝试。企业主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进一步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

另一方面是工会的处境艰难。在当今西方世界，作为工人利益维护者的工会处境艰难。一是因为工会的组织力普遍下降。如今的西方工会以不同行业和阶层为基础构建，由于白领群体日益扩大，使得真正的产业工人组织力量日益削弱。二是由于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工资统一集体谈判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工资谈判制，甚至是个人工资谈判方式，以至使工人的经济利益缺乏团体力量的保障。三是今天西方企业中处于生产关键部位的是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这批人员受到企业资方的特殊待遇。他们的工资稳定，工资收入高于平均收入，这些人员参加工会的会员率普遍很低。此外，在企业中占大多数的一般人员则素质较低，由于实行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使内部劳动组织结构经常变化，他们一般都是合同工、临时工，因而其工会组织能力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