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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考察新殖民主义的一部名著是加纳总理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该著中恩克鲁玛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新殖民主义已经代替殖民主义而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是帝国主义的最后的、也许是最危险的阶段”。在他看来, “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 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 [2]

在恩克鲁玛看来,新殖民主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以西方垄断集团为首的国际资本控制世界市场和操纵商品的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不断下降,而发达国家的制造品的价格却向上攀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高利率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进行“多边援助”。这些机构习惯于强迫借贷的国家接受各种侮辱性条件, 如提供有关各国经济状况的情报。西方垄断集团利用“无形贸易”对亚非拉国家进行剥削,如控制世界航运业,不断提高运费。正在撤退中的殖民主义者企图通过各种方式保留旧有的特权,如在前殖民地建立军事基地或驻扎军队,提供这样或那样的“顾问”。此外,西方工会组织如英国职工大会、美国劳联和产联也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各种渗透活动。新殖民主义更为残酷的手法是在亚非拉国家策划一系列政变,暗杀一些新兴国家杰出的领袖人物。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也存在着新殖民主义。例如,好莱坞荒唐故事片成了新殖民主义者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有力武器。

恩克鲁玛的著作重点考察了西方大公司在非洲的活动。他是加纳总理,其身份使他能比较清楚地了解西方大公司在非洲活动的内幕。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了国际垄断财团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与相互间的勾结,这些国际财团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体。 他指出“现代新殖民主义是以大财团控制名义上取得独立的国家作为基础的”。 [3] 他对西方大公司的各种手法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对我们今天认识西方跨国公司的活动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96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亚非团结委员会出版了《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殖民主义:文献集》一书,通过各种材料揭示了联邦德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活动。这些活动概括地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邦德国的统治集团及其在西柏林的支持者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是残存的殖民主义的盟友和支持者。第二,他们积极支持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野蛮行径,如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对越南、 刚果和塞浦路斯人民的血腥进攻。第三,他们试图通过所谓的军事援助对新生国家的权力机构施加影响,使其与北约合作,并通过煽动军事冲突来破坏亚洲团结。第四, 把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援助”作为威胁和敲诈手段,干涉其内部事务。第五,在亚非拉国家推行残酷无情的剥削和掠夺政策,阻碍这些国家的内部积累,控制其原料资源,占有其市场,并试图使世界市场国际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原则永久化, 使帝国主义列强对亚非拉国家保持永久性的经济支配。第六,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 人们正被系统地灌输种族主义观念和新殖民主义思想。第七, 推行旨在阻碍亚非拉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独立的政策。 [4] 该著从这个方面对联邦德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具体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揭露。

60年代另一部关于新殖民主义的重要著作是杰克·沃迪斯的《新殖民主义介绍》。 沃迪斯认为,在1945年之前的殖民主义时代, 类似新殖民主义的殖民主义形式已经出现。例如,美国在未对利比里亚进行直接政治统治的情况下,却能决定利比里亚的政策,操纵其经济。但在1945年以前, 这种“殖民统治的伪装形式”只在少数地区出现过。而今天这种新殖民主义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形式。除了致力对第三世界继续进行经济剥削外, 新殖民主义的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前殖民地走向社会主义,阻止其脱离资本主义轨道。如果说旧的殖民统治体系是外在的帝国主义与本地的前资本主义力量的一种联盟的话,那么新殖民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联盟,这就是外在的帝国主义与本地资产阶级阶层的联盟。 [5]

在该书的第3章《行动中的新殖民主义》中,沃迪斯对新殖民主义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概要的考察。他认为新殖民主义的活动舞台主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与经济四个领域,而其中心内容则是其经济政策。西方的投资、贷款、贸易政策和“援助”方案目标都是为了保持发展中国家作为帝国主义的原料生产基地,而这个原料基地却从西方进口大量的机械和制成品。新殖民主义的一个特征是,除了给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提供新的机会外, 它还使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剥削成为可能。这表现为某种形式的“集体殖民主义”。沃迪斯在该章最后指出,“基本上讲, 新殖民主义的各种形式旨在达到两个主要目的:为外在大国的-经济军事与政治-利益服务; 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内在的条件, 这些条件有助于使政治权力掌握在那些准备与帝国主义合作并且最适合推行这种合作的社会阶层手中。 这个内在目的对于帝国主义新策略的成功运作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新殖民主义政府”在许多国家如古巴、刚果、缅甸和叙利亚已经终结,从新殖民主义向自由过渡并非一定需要推翻傀儡政府的武装革命。 [6]

60年代末和70年代,新殖民主义问题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在一般讨论当代事务的著作中,新殖民主义往往要被论及。 这期间出版了不少有关新殖民主义的专著,如撒米尔·阿明的《新殖民主义在西非》(1973英文版)、斯图尔特·史密斯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在非洲》(1974)、克洛奇科夫斯基的《经济新殖民主义:东南亚国家争取经济独立斗争的问题》(1975)、E.A.塔拉布林主编的《70年代新殖民主义与非洲》(1978年英文版)。此外还有研究单个国家中的新殖民主义的著作,如劳伦斯·怀特黑德的《美国与玻利维亚:新殖主义的一个实例》(1969)、科林·利斯的《肯尼亚的欠发达: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75)、穆哈默德·阿明和马尔科姆·考德威尔主编的《马来亚:一个新殖民地的形成》(1977)、威廉·波默罗伊的《美国制造的悲剧:新殖民主义和菲律宾的独裁政治》(1974)。 波默罗伊还于1970年出版了《美国新殖民主义在菲律宾和亚洲的出现》一书。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新殖民主义》(1975)则着重考察了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活动。

60 年代末70年代关于新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是着重研究新殖民主义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表现。 撒米尔·阿明的《新殖民主义在西非》就是一部比较典型的著作。该著考察了西非地区11个国家主要是法国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分考察了西非外向型殖民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二部分讨论了这种外向型发展是如何使西非步入死胡同的。 所谓外向型发展就是基于外在需求和外在资金的发展。阿明指出,这些国家的发展仍然是由外国的刺激决定的, 因为能够生产大量剩余产品的部门如轻工业和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资控制。 而要对完全依赖外资和外在需求的发展进行规划是不可能的。 外向型发展总会导致发展落后于由发展引起的必要公共开支的增长。阿明 对西非地区进行经济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西非经历的经济区域破碎构成一种不可抗拒的要求维持殖民地结构与政策和殖民地‘发展’的压力,而这些又同样不可抗拒地导致外在控制和欠发达”。 [7]

科林·利斯的《肯尼亚的欠发达: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肯尼亚独立后新殖民主义在肯尼亚的表现及其与肯尼亚欠发达的关系。他认为肯尼亚获得独立后,从殖民地变成了“新殖民地”。在肯尼亚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过渡是一个有计划的过程。这种有计划的过渡的目标是保留垄断的殖民经济结构的大部分。这是有利于商业、金融和房地产大资本的。 实现这种转变需要与民族主义运动中代表新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领导人达成妥协。 这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在肯尼亚绝大部分地区形成于殖民主义时代。1963年肯尼亚独立后新殖民体系得到加强, 这种加强一方面是通过“农民”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应, 另一方面是通过在以前保留给外资的那些经济部门中建立新的非洲小资产阶级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肯尼亚广大民众进一步隶属于资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仍然主要是一种外国势力。 [8] 在利斯看来, 新殖民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受到外国资本通过非直接殖民统治的方式进行支配的一种体系,但这种体系是不稳定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造成的欠发达 (underdevelopment) 阻碍了发展,扩大了阶级分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外国资本要求国内收入的再分配,以便扩大国内市场,从而扩大国内生产和就业队伍。 但是任何实质性的国内收入再分配都是以国内资本所有者主要是小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即以外国资本的国内盟友的利益为代价。这是新殖民主义的中心矛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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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确实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随记)第4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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