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谶纬之说甚行，不独中原人士为然。晋书苻洪载记云：“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以孙坚背中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案三国蜀志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馀户於广都。”张嶷传：“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大将军蒋琬深以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晋书宣帝纪：青龙三年，“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青龙三年，在建兴十四年之前一年，是时武都已有苻氏。洪死于晋穆永和六年，年六十六，则当生于武帝太康六年，上距青龙三年，尚五十年也。（草付应王之谶，既系妄言；蒲生五丈之说，必为矫诬，从可知矣。）
魏太祖征乌丸
魏武帝之征乌丸也，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本纪注引曹瞒传曰：“时寒且旱, 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亦可谓危亦。“既还，科问前谏者，皆厚赏之, 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是公亦自知其危也。然而必征之者，夏侯敦传注引魏书言：“韩浩迁护军。太祖欲讨柳城,领军史涣以为道远深入,非完计也,欲与浩共谏。浩曰:“今兵势强盛,威加四海,战胜攻取,无不如志,不以此时遂除天下之患, 将为后忧。” 乘兵威以“除天下之患”，此太祖君臣之志夫，亦可谓神武矣！
孙氏父子轻佻
陈寿言孙坚及策皆以轻佻果躁，殒身致败。其实非独坚及策如此，即孙权亦然。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吴主传注引吴历言：“权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又引魏略曰：“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二说未知孰是。要之身船以入敌军，危道也。十九年，权征合肥。合肥未下，撤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注引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又引江表传曰：“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彻，丈余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於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贺齐传注引江表传曰：“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此役盖权生平最危险之一役，然特邂逅致之。张纮传言权是时率轻骑，将往突敌， 以纮谏而止。果使遂往，其危险又当如何也。不特此也，权传黄武五年注引江表传曰：“权於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 张昭传云：“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闲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盖其不能自克如此。案坚之死也，以单马行岘山，而虞翻传言策好驰骋游猎, 翻谏以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此文过之辞也。注引吴书曰：“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 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鸣之，部曲识声，小大皆出。” 其后策之死，果以出猎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单骑与许贡客遇故，是诚虞翻之所虑也。而权之不知以父兄为鉴，身屡蹈危,而犹不知戒如故，此无他，一时之风气使之也。孙翊传言其骁悍果烈，有兄策风。注引典略曰：“翊名俨，性似策。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使翊而果，其轻躁当尤甚于权，建安二十五年，权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於身，盖君子之於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则当时诸将，亦莫非轻佻果躁之徒也。故曰一时之风气使然也。
兵无铠甲
三国吴志孙和传注引吴历言：吴兴施但聚众万余人，劫和子谦，将至秣陵，欲立之。至九里，为丁固，诸葛靓所破，但兵裸身无铠甲，临陈皆披散。似民间仓促起兵者，不能被铠甲也。然诸葛恪传言东兴之役，留赞等亦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缘遏。时天寒雪，尚且如此。则吴人固有裸身而斗之习。盖吴，越古本裸，汉世虽袭衣冠，战时犹沿旧习也。
孙策欲袭许
孙策欲袭许之说，见于《三国魏志武帝纪》又见于《吴志策传》，《策传》且谓其欲袭许迎汉帝，注引《江表传》则谓“策前西征，登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见杀。” 《九州春秋》及《傅子》又谓“策闻曹公北征柳城，而欲袭许”， 异说纷如。夫策见杀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及《傅子》之谬，不待辨矣。 孙盛《异同评》谓“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於吴、越哉？” 又谓“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距于官渡，谬矣。谓伐登之言为有证，其说是也。而裴松之谓“黄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但)〔且〕刘表君臣本无兼并之志，虽在上流，何办规拟吴会？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但举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然则策之所规，未可谓之不暇也。若使策志获从，大权在手，淮、泗之间，所在皆可都，何必毕志江外，其当迁帝於扬、越”又致“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因谓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而不止于登。《国志》所云不谬，则误矣。刘表，黄祖，庸或不能为策患，江南之强宗骁帅，则虽处深险之区，实为心腹之疾，策虽轻狡，岂容一无顾虑，即谓其不足为患？抑策并不知虑此。然以策之众，岂足与中国争衡，即谓袁，曹相持，如鹬蚌两不得解，策欲袭许，亦未有济，况徒偏师相接乎？淮，泗之间，岂足自立？ 策之众，视陶谦，袁术，刘备，吕布如何？ 若更远都江表，则义帝之居郴耳，岂足有济。况汉至献帝之世，威灵久替，扶之岂足有济？曹公之克成大业，乃由其能严令行，用兵如神，非真天子之虚名也。不然，因献帝而臣伏于操者何人哉？以曹公之明，挟献帝而犹无所用，而况于策乎？ 况以策之轻狡，又岂足以知此乎？
《吴志 吕范传》云：“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而《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建安二年，诏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又诏与领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共讨袁术”则瑀行吴郡太守，乃朝命，非自号也。《传》又言：“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当与布、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塘，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杨、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伺策军发，欲攻取诸郡。策觉之，遣吕范、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案：策之渡江，本为袁术，汉朝命吏，如刘繇，王朗，华歆等，无不为其所逐。是时虽有与吕布，陈瑀同讨袁术之命，特权宜用之，非信其心也， 有隙可乘，加以诛剪，夫固事理所宜。《吕范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术走阴陵，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然则瑀实乃心王室者。陈登之结白虎余党。盖亦欲继其从父之志，戡剪乱人，非徙为雪家门之耻心。《张邈传》注引《九州春秋》言：登甚得江淮间的欢心，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再败，而迁为东城太守。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养其爪牙，则登之才，盖非刘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专，致使大功不竟，轻狡之子，坐据江外数十年，岂不惜哉。
屯田之弊
屯田之效，莫著于后汉之末。以是时海内凋敝已甚，野无可掠，即用兵者亦多“无敌自破”，故群思致力于此，而又有严明之上以督之，故其效易也。然三国魏志袁涣传言：“拜为沛南部都尉。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然则是时之屯田，有强民移徙者矣。安知其非故有业之民哉？盖欲见屯田之功，即不恤废其旧有之业也。苏轼曰：“今有人为其主牡牛羊者，不告其主 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得,则指为劳绩。” 盖官之所谓 功,如是者多矣。此政事之所以难言，亦考绩之所以不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