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借款利率不稳定明显增加，使得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性趋于复杂化。
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因当时发生了一次世界性的战争，并很快代之以较长时期的冷战这两个因素，工业化国家的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防务预算很沉重，甚至对瑞典这样的中立国也不例外，被迫实施的社会福利计划(如欧洲)，使政府在这方面的开销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上升。人们通常将首次决堤怪罪于约翰逊总统和越南战争。约翰逊内阁不情愿以征税来为战争和社会改革筹措资金，而是依靠政府增加贷款来支付不断增加的联邦经费。但是正如卡里奥(Calleo)指出的一样，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卡里奥，1982)。美国国防开支增加不足以解释发生在1971～1984年间的世界范围内如此明显的现象：1963年纽约的商业债券支付的利率仍旧不到4％，美国的财政金融券刚过3％。到1966年，商业债券率达到6％以亡，欧洲货币市场的利率，及所谓的伦敦银行同业拆放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 Rate，LIBOR)高达7％以上。 截止到1969年，相应利率分别增至8％和11％。 自此以后，两者变化无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纽约的利率变化总是缓和一些。
欧洲货币市场无疑很大程度上首先促进了利率升高，然后导致利率的变化不稳定。主要设在伦敦的市场，其增长很大程度上不仅在于英国权威部门的纵容，而且在于它们积极地参与其中。纵观整个60年代，英国不仅国债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大，而且遭受了市场对英镑信心不断降低的打击。而其他战败国家，非常幸运被允许延迟偿还国内外债权人的债务。英国历届政府实际上采取贿赂英镑储备持有人，使他们不至于溜之大吉。英国政府的国库券和金边证券(金边政府债券)向他们提供高额利率，截止到60年代晚期，不仅提供高利率而且提供美元担保。随着业务的增长，欧洲货币市场首先允许人们在不同货币间套汇，资金可以在抛补的基础上通过较高利率被吸引到疲软货币中，同时强劲的货币仍可以保持低利率来吸引资金。第二，它允许资金在国内市场和欧洲货币市场之间自由流动，人们可以在其间进行套汇。
与此类似，对于规避税收和银行管制的地区增加，很容易在早一些时候得到控制。宗主国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宣布从中渔利的银行、企业和保险公司的行为违法，从而禁止它们在本国从事经营活动。美国国会并没有这样做，无疑部分与美国人对政府角色的观念相一致，并与美国人对美国国内的行为或直接、明显地影响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行为给予的首要的地位相一致。它也可能受到了美国货币管理机构十分分散的特性的鼓励。在多数别的国家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两大权力中心，即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进行分配，而美国却给自身创造了十足的纷繁(Cat’s Cradle)，权利和责任在名目繁多令人眩晕的政府机构间共享和交叉。除了美国财政部以外，还有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联邦储备委员会里还有货币监理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 然而美国的对外货币关系由在联邦储备体系中居首位的纽约联邦银行实施，而管制金融股票市场的特别权力自1934年以来被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在这之上，分权原则赋予国会(通过众议院银行金融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修正这些机构中的任何机构的法定权力的权力。同时，政府的联邦本质意味着银行业实际上既由联邦管制机构也由州立机构来进行管理——纽约州银行管理当局尤其重要。
在一系列事件和为体系担忧的压力下，在赫尔施达特银行破产之后，根据国际清算银行1974年的宣言以及1975年的巴塞尔正式协定，有一个动议提议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控，并允许货币监理官办公室享有更广泛的权力，从而向银行收集有关这些银行在国内外的行动的更多信息。但是这些权力太小了，信息太过时了。例如，自1974年以来，货币监理官办公室开始逐渐抑制银行单独向许多国家贷款。但是这些抑制并没有阻止美国大银行向拉丁美洲的主要债务国，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过分放款；由于银行间拆放，光靠抑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只不过要求美国银行不能向任何一个借款人出借超过它们外面未偿付贷款的10％，通过分支机构或其他银行足以实现银行自己的承诺。自1982年末以来，所有银行必须向货币监理官办公室报告到期的、未付的贷款——但这同样也是事后诸葛亮。
也不是仅仅因为美国当局对美国银行在境外的行动不关心才导致国际金融体系从整体上远离更佳的监控和管制；如果要想将市场和管理当局之间的平衡几乎保持原样，当时的金融市场要求的实际上却是更多的管制和监控。过去的10年，在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内决策的主要趋势倾向于解除管制。尽管实施远非一致，但是解除管制被用于航空公司、电话和金融服务业中。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华丽外衣的掩盖下(政策往往如此)，在后一种情况里，解除管制实际上受到一些最大、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和银行的十分强烈的物质利益驱动，受到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者的支持，并由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杂志和报纸来作宣传。
在过去的10年中，以往用于管制信用的创设以保证金融体系和经济安全的三种主要方式被腐蚀了。存款利率管制过去被用于减少短期资金的流动性。但是低于6个月的存款的最高利率在1970年得到提高；活期存款利率上限在1978年11月上提。1980年，解除管制的步伐因为《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而加快，从而导致了1986年解除了所有管制。如一个货币监理官办公室官员在1981年评论所说：“当通货膨胀导致的高利率致使存款流人非管制的市场利率机构，并引起对向小储户提供。实现市场利率的机会的关注时，利率管制当然是必要的。”
和许多货币主义论者如出一辙，马克思主义者把1965～1970的通货膨胀视为以后通货紧缩必要的前兆。但是他们扭曲了这种传统说法。除了和货币论者一样强调消费政府在防务、教育、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及有组织的劳动力的谈判力不断增加而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提出，政府不论其政治标语如何，实际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安排一系列对公司的暗中施舍伎俩掩盖利润率下降的事实。政府不仅为英国人所谓的“跛脚鸭”提供支持，而且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税收减免、税收延期等。有一些措施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后来成为税务咨询人员的前税收督察员能够完全理解它们的重大意义。
其他人则批评新古典主义著述过于低估资本积累的作用。早先提及的关于缓慢增长的论文集也包括安德鲁·格林(Andrew Glyn)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格林提出：尽管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增长速度不同，但面临不同国家长期以来资本输出比例相对稳定这一事实，他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得不假定由于技术进步速度不一样，因而具有更快或更慢的积累速度。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其反面：不同的积累速度导致了不同国家的生产增长率不同(格林，1982，第149页)。
格林因此在探讨资本积累问题时提出(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同之处)萧条的种子是由上一个十年的通货膨胀政策播下的。这种提法的缺点在于一种过时的设想，即设想投资是由过去的利润产生的资本积累来控制的。事实上，银行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将资本创造(即信用)与资本积累的获得途径有效地分离开来。格林更擅长其偏爱的领域，即工厂管理层对生产力下降作出的反应对工人产生的影响。继30年代引人了“福特主义”(对无情的装配线乍产的称谓)后，现代管理引入了机器人和“协作生产”制度，从而具有更好地胁迫工人和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的另外一种贡献可能符合保守主义者的口味，即对凯恩斯主义关于目前危机的解释尤其是对凯恩斯主义者所开的治疗方法的批评。苏珊·德·布吕诺夫(Suzanne de Bru- nholf)是一个受欢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她避免谈及受到更普遍关注的深奥哲学问题。在她所著的《国家、资本和经济政策》(State，Capital and Economic Poiicy)一书中，她同意赫希曼的看法，即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环境中运行，而是在由以前的模式和观念，包括商业主义而形成的环境中运行的(赫希曼1983)。她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她发现这些观点不时重现，有效地划分了资产阶级。她对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正确地(我认为)判断出其主要目的是心理上的而非纯粹经济或金融上的，因为其目标是通过运用国家政策来驱散不稳定性以补偿资本家反常的流动偏好。主要由信用构成的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得到了国家担保，因此，改变了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关系(德·布吕诺夫，1976，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