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尊重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改革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变革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推进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重要力量。以其中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说，改革开放之初，一批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开始冲破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大胆改革，艰苦创业，成为改革的先锋者之一。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个体私营经济所蕴涵的改革能量，逐步调整传统体制下有关的压制性政策，不断放松对其限制，认可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并赋予其合法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不断创造环境和条件，鼓励其发展，为使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进行了持续的探索。经过30年的发展，由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所支撑的民营经济逐渐壮大起来。仅从就业结构看，到2007年底，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已经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27％；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当时没有私营企业及其就业人员，个体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0.16％。现在，民营经济的密度已经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因子之一。

三是尊重地方政府的改革首创精神。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向地方放权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地方不但是许多改革政策自下而上产生的源泉（如安徽的农村承包制改革和四川的企业承包制改革等），而且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先行者和实验田（如广东、福建引进外资和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同时也是支持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政治力量。考虑到中国的大国特征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分权化改革能够促使地方针对本地情况进行制度创新，避免“一刀切”和僵化；同时，也有利于地区之间的学习和模仿，形成创新经验向地区外的溢出和示范效应。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中国转型经验时，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的行政性分权改革，特别是财政分权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分析是“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假说。（参见Montinola, G., Yingyi Qian and Berry Weingast, 1995; Qian, Y., and B. Weingast, 1997; Qian, Y., and G. Roland, 1998; Jin, H., Y. Qian and B. Weingast, 2005）该理论认为，中国的分权化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而言，带来了激励结构的改变，使其具有很强的动机去保持和维护市场化进程，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一理论反映了某种“制度共识”，即在经济转型期，“校准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包括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激励，可能比“校准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更重要。当然，中国的分权体制也存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问题，特别是与政府职能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一定的冲突。如何改善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今后改革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2. 发挥领导层在改革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破”又有“立”，而且进程较长，并关乎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蕴藏着较大的风险。没有统一、坚强的政治领导，包括具备较强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权威政府，改革是无法顺利进行的。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邓小平，1993，第277、278页）30年来，作为领导层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改革中的总揽全局、统筹协调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确保改革目标的一致性。某些转轨国家的教训表明，转轨期间，如果政治领导者的更迭过于频繁，每届领导都无法贯彻一套完整、一致的战略和政策，那么政治经济的震荡就尤为剧烈，转轨的时间也会拖得更长。在中国，改革的领导者目标一致，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凭借其在发起改革时的智慧和能力，以及在坚持改革时的影响力和坚定性，始终比较成功地驾驭着改革的进程，使改革在方向上不发生偏离，沿着既定的目标不断前行。这是确保改革具有合意性的基础。

其次，确保改革路径的有效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领导层对自上而下改革的部署与引导，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自下而上改革的激励和升华。从改革方案的部署特别是初始行动的选择看，主要是由领导层根据现实中最主要的约束或者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缓解约束或解决问题的时机，而相机抉择。由于改革往往是“路径依赖”的，当最初的改革推出后，后续的改革要求会接踵而来，制度变迁便沿着某种内在的逻辑不断演进。基于此，中国的领导层在后续的行动中，注意遵循这种内生性的轨迹，在引导改革的进程中，尽可能确保改革的速度和顺序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相契合。对于突破旧体制框架、来自局部的改革试验和创新，中国领导层一直予以支持和鼓励，且注重集中群众智慧，将基层实践提升到理论上来概括，提升到制度上来创新，并向全国推广。

其三，确保改革决策的公共参与性。中国在进行改革决策时，尤其是近些年来，注意引入公共选择过程，不断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在听取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采取多种方式，组织社会力量包括专家等，共同研讨改革方案，以提高改革决策过程的公共参与性、透明性、科学性。通过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决策，努力使改革决策兼顾到各方面利益。

其四，确保改革政策的动态时间一致性。以土地特别是耕地政策为例，为了切实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国领导层于1984年明确提出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1993年进一步提出土地承包期延长到30年不变，实行减人不减地的政策；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和实施，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真正走上了法制化轨道；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又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从而进一步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种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了改革政策的可信性。

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首先，改革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其难度越来越大，攻坚的任务越来越重。其次，改革将进一步向全面制度创新的方向扩展，改革的系统性越来越强，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协调，也需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之间的综合配套。第三，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要因应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新的发展框架，对相关各方面改革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第四，既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好国内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又要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趋利弊害，改革的风险性不容忽视。最后，对于改革的领导者而言，也面临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完善改革方式，增强改革动力，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重要使命。面对上述挑战，在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中，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大的魄力，在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继续探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定型的目标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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