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并寻求再平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改变原有体制运行和利益分配的常态秩序；另一方面，新因素的渗入又引发乃至加剧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无论是常态秩序的改变，还是两种体制矛盾的存在，都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比如，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趋于扩大，加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有关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连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和城镇内部业已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成为影响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为了在改革中保持社会稳定，我们十分注重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做到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

3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综合考虑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恰当选择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对实施条件尚不成熟的改革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再相机出台。二是突出重点，避免由多项改革措施同时并进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和连锁效应超过社会的可承受能力。三是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安全网。四是建立改革中利益补偿机制，包括对传统体制下利益受到挤压部分的补偿，以及体制转轨中利益受到侵蚀部分的补偿。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财富创造方面的体制与机制创新，以及某些差别待遇政策，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行发展和致富，使改革首先在局部领域获得多数支持，保持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之后通过业已形成的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带动、辐射、反哺机制，以及依托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所进行的政府转移支付和对受损者的适当补偿、保护，使更多地区和更多人从改革中获益或免受损失，以确保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使所有人“从改革中获得一份好处”或“至少不比改革前的情况差”）和“一极化”趋势（使所有人不同程度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由此进一步扩大改革的社会基础，获得更大的改革动力。五是积极应对改革中的心理感知和社会公平偏好问题。所谓心理感知问题，是指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利益损失在群体和时间的分布上是相对集中的，容易被感知；而改革的收益在社会成员中和时间维度上是广泛分布的，不易被察觉；同时，个体对自身福利状况的改变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倾向，即对利益损失的厌恶超过对改革收益的正面评价。所谓社会公平偏好问题，是指个体对公平分配的偏好特点，即对于某些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而言，即使自己从改革中受益，也可能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收益分配上具有话语决定权的强势群体不合理地占有了更多的收益。这样，对现有收入分配不满的群体往往形成对改革的负面评价。对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确保改革的整体福利改进性质，尽可能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或利益免受损失，从而共享改革的收益；与此同时，通过保持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尽可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潜在收益；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特别是直接和可感知的再分配手段，努力矫正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不平衡。由此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

七、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进行的。开放不仅是改革的内源性要求，而且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外部力量；同时，开放的拓展和深化，也需要改革给予制度支撑。基于此，30年来，中国注重将国内市场化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使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市场化与国际化相互推动。

1. 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就是对过去闭关自守的否定，是对封闭起来、以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资源方式的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也是改革，是改革在空间范围上的拓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252-255页）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闭关自守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1993，第64页）由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30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做出了具体部署。一是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二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四是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五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六是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七是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八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九是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并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2. 对外开放倒逼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在过去30年中，不仅推行由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内生性”改革，而且还借助外部力量，也就是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这主要是用引进的市场经济洪流冲击僵化的传统体制，通过开放加快推进国内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标志着由政策性开放转向体制性开放的新阶段，促使经济体制按照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竞争要求的共同游戏规则，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从而进一步锁定了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由此走上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无论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构建，还是微观主体在国际示范效应和国际竞争压力下进行的调整，抑或在国际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则下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和提高宏观调控能力，都是从全球视野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对外开放有助于“倒逼”和加快改革的进程，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从本质上说，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既有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触动旧体制下形成的权力、利益关系格局，因而会遭遇思想上的各种障碍。而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人们会明显感受到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之间的巨大落差。这就会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旧经济体制的弊端，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增强改革的自觉性。

第二，对外开放有助于拓展改革的思路。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代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得较为成熟，其运行规则也较趋于完善。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本质属性，更好地把握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先期做法，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制度创新、资本市场和金融运行，以及宏观调控等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拓展改革的思路，加快改革的进程。

第三，对外开放有助于借鉴并吸取其他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和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训。对外开放有助于中国了解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其他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加快改革的进程；通过吸收他们的教训，可以减少改革的失误。

八、改革的协同配套：推进全方位改革

由于改革触及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以改革不仅要突破传统的经济体制，还要冲破其他各种旧的僵化体制，实现国家政治制度、人们思想观念及社会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这就要求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寻求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纵向深入”，而且还要注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横向协同”。

1.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时，就明确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并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这篇讲话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1994，第336、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