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发展为目的，这里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等所有发展的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1993，第265、377页）。进入21世纪后，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也都一再强调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革除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发展扫除了障碍。30年来，围绕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着力在基本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结构、资源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地区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蓬勃生机，开辟了广阔空间。

3. 不断拓展与深化“发展”的内涵，相应丰富改革的内容

改革以发展为目的，这里“发展”的内涵是随着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拓展与深化的。

从国际上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演进看，可以找到这样一条线索：

（1）经济增长论。“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最初主要关注的是落后国家如何才能追赶发达国家，因此主要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但实践中“无发展的增长”却表明了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巨大差异。美国学者克劳尔（Clower, 1966）曾以“无发展的增长”为主题，发表了他对利比里亚经济研究的论著。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曾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即：①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甚至恶化了就业形势；②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扩大公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未能扩大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③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甚至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④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的破坏，导致本土文化的危机以及民族冲突的发生；⑤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性。

（2）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理论。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发展理论增加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认为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英国学者辛格（Singer, 1965）强调应更重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美国学者阿德尔曼和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 1967）提出应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英国学者西尔斯（Seers, 1969）强调发展的目的应是减少贫困、不平等和失业。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 1970）主张，发展应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并建立了由16个核心要素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美国学者托达罗（Todaro, 1977）提出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与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

（3）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发展理论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将“协调”的理念扩展到代际之间。美国学者梅多斯等人（Meadows et al., 1972）曾表明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观点。美国学者布朗（Brown, 1981）进一步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4）人本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伦理原则被逐步纳入发展的视野，发展理论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把发展的焦点由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上。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古雷特（Goulet, 1971）就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即生存，指满足人类基本的生活需要；自尊，指自重和独立性，消除被支配和依附的感觉；自由，指摆脱贫困、无知和卑贱这三种罪恶，使人们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学者佩鲁（Perroux, 1983）提出新发展观，强调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并坚持认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学者森（Sen, 1999）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所谓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指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里的真实自由，就是能过一种有价值生活的“可行能力”。而扩展自由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主要是指五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经济自由（经济条件）、社会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自由（透明性保证）、防护性自由（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

由上观之，在国际上，60余年来，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中国国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看，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对外延型和内涵型、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进行过讨论；80年代，这一讨论又掀高潮。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重申：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到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进入新世纪，“发展”的内涵有了新的重大突破。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提出“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理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转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为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同时把12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应地，党的十七大对改革也提出了新任务，即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基于国际上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不断演进，同时根据国内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不断变化，中国已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走上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和人自身全面发展在内的科学发展道路，并相应地不断丰富着改革的内容。

六、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以稳定作改革的保证

改革必须有稳定的环境作为保证，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如果政局混乱、经济动荡、社会不安，那么，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30年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注重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避免了一些国家所遭遇的转轨型政治、社会震荡和经济衰退。

1. 注重保持政治稳定

在所有稳定中，最关键的是政治稳定。30年来，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推进整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保持了政治稳定。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1）政治路线保持稳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各种干扰。（2）领导核心保持稳定。顺利实现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中央领导集体是能够担当历史重任和时代使命、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深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坚强领导核心。（3）基本政策保持稳定。保持诸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重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 注重保持经济稳定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引发经济剧烈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我们强调改革和发展要稳中求进 [①]；同时，在不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过程中，也注意克服市场本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由此，通过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呈现出这样一种新态势：经济增长率的峰位理性地降低（从改革开放前的高达20%左右，降到改革开放后的10%左右）、谷位显著地上升（从改革开放前的低谷年份经常是负增长，到改革开放后的低谷年份均为正增长）、波幅趋于缩小，也就是呈现出经济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

3. 注重保持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