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
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9、10期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问题研究”总课题组中的分课题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总课题组负责人：陈佳贵。分课题组负责人：刘树成、吴太昌；顾问：张卓元；执笔：常欣、刘树成；主要成员：韩朝华、张平、胡家勇、张晓晶、林跃勤、袁富华等。本文将载于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一书，《经济研究》刊登时略有增删。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至今已30年。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激荡，30年的神州巨变。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胜利向前。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由此，使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1979～2007年长达29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此长时间的高速转型式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专家组曾评论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一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世界银行，1997）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绩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并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形成内生性和自适应的制度变迁轨迹，由此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的国别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创新模式成为转轨经济中独树一帜的模式，在国际上被冠以“中国模式”。本文试图探讨“中国模式”的内核，从9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进行探索性的归纳和总结。
一、改革的理论指导：注重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
纵观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开启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互动的进程，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不断完善的进程。
1. 改革起步阶段（1978～1984年）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在改革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推动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并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这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突破所完成的：
一是关于端正思想路线的理论突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1977年2月7日，有关报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促使人们思考“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究竟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观点进行了否定。在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大讨论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早在1977年2月，“两个凡是”刚一提出，邓小平就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第155页）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1994，第143页）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大讨论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二是关于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理论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很重要的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把握。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邓小平，1994，第128页）他多次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要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出发，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邓小平，1994，第163、164、312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论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的研究也趋于活跃，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论点，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论断，并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部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三是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突破。在改革的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1994，第135-136页）该年12月，邓小平更明确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1994，第141、150页）关于对外开放，早在1978年9、10月，邓小平曾提出，我们现在有了过去所没有的好条件，要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邓小平，1994，第127、132页）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要开辟出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道路，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
2. 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84～1992年）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从1978年确定改革的方针，特别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直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早在1979～1981年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经济理论界的思想活跃起来，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许多经济学家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主张经济生活中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如孙冶方重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等。（参见张卓元主编，1999）1979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联合发起下，于无锡市召开了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即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与会人士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等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参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1979）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打破了长期以来将计划与市场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传统认识。但这一提法实际上仍强调计划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仅仅具有从属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