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改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领导人的活动。

为了在争取美国未来的战斗中获得持久胜利，右翼基金会深知他们不仅必须控制现在的公共辩论，还必须促进下一代保守主义学者、记者、政府雇员、立法者和活动家的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四姐妹”等基金会向保守主义的大学项目、大学教授职位、巡回讲座、右翼学生出版物投入了巨额金钱；建立并支持保守主义教授的网络。

1992-94年，NCRP调查的那12家基金会向大学提供了8890万美圆，想达到两个目的：

一、建立并加强支持保守主义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观点的思想体系，他们向学者、学术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中心捐助了上千万美圆，当然，这些学者、学术研究项目、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中心的工作必须能够支持和扩展自由市场经济学和有限政府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二、建立大学教职员、学生、校友和校董事的组织网络以反对和倾覆大学校园内的进步主义课程和进步主义政策趋向。

保守主义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战术是攻击所谓的“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步奏有二：第一步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大学校园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左派和自由派已经使学术标准腐化并压制了自由学术研究的空间，然后大力宣扬鼓噪使之为公众所知；

第二步是利用这种批评向大学施压，要求大学进行改变，特别是改变大学现行的招生政策、课程设置、教职员的聘用和资金支持政策。

92-94年间，基金会向145家学术机构、学术项目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捐助分布如下：2300万美圆用于开设或扩展具体的学术项目和课程；主要通过法律、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等学科的奖学金将1680万美圆用于资助大学本科生、毕业生和研究生；780万美圆用于学术改变组织的活动；760万美圆建立大学的教授职位和支持优秀学者；610万美圆支持国内政策研究；570万美圆支持某些研究中心的日常运转；460万美圆支持外交政策研究；330万美圆支持各类会议；310万美圆资助法官培训项目，内容是将经济原则适用于司法决定；210万美圆支持书籍写作和出版。在8890万美圆中，5130万美圆给了16家机构，其中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想家本营的芝加哥大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最先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推销给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的）获得的捐助最多，为1035万美圆；哈佛大学，967万美圆；乔治梅森大学，855万美圆；耶鲁大学，595万美圆。（吕书第191－192页）

在这一过程中，保守主义集团的最大学术收获来自“法律和经济学项目”。

法律经济学派的建立者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家阿隆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他以为，法律只是证明自由放任经济学逻辑的另一种方式。正是在他的鼎力帮助下，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进入芝加哥大学。科斯认为法律规则应当考虑社会成本，而依靠市场可以使社会成本最小化。该学派的另一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则更为激进地宣称，“我憎恨‘正义’，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 波斯纳不仅把法律简化为经济学，还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教条，并把这种经济教条奉为普遍真理。按照他们的推理，市场蕴涵着可解答任何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只需去辨认看不见的手的意图即可。

总的来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经济学派强调“经济效用”和“财富最大化”是司法观念的理论基石。毫无疑问，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律经济学”是很有价值的，正像该学派的其他学者如罗斯—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指出的那样，从内在的本质来说，法律经济学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考察各种法律问题的有用的、重要的分析工具（经济分析）。虽然以往也存在着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进入法学的情况，但那只是为了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而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则会改变法律的整个框架和理论基础。

如果说，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极富学术价值的话，那么当他被保守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用于实践当中时，理论的逻辑立刻在现实的逻辑面前变得无比苍白。（吕书第194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守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长远的眼光。为了使保守主义的学术体系后继有人，招募和培养学校中的年轻人成为右翼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学术较量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资助年轻学生在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和政府学方面的培训，保守主义基金会在1992-94年间以奖学金形式的开支近1700万美圆。对乔治梅森大学的资助是此类活动的典范，该校位于华盛顿特区边上，便于接近决策者。正因如此，该校能在1992-94年间获得855万美圆的资助，在所有接受捐助的高校中名列第3，超过了象耶鲁、麻省理工和斯坦福这样的名校。该校的人文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1992-94年间获得300万美圆的捐助）和市场过程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Market Processes，1992-94年间获得210万美圆的捐助），主要负责向年轻的保守主义者提供培训以便他们今后参与公共政策工作，前者为学生举办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暑期免费研究会；向愿意继续进行研究的学生提供最高达17500美圆的奖学金；后者同样提供有奖学金的夏季培训项目，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参加为期两周的市场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思想”培训和为期八周的实习生安置计划（主要安置在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内，因为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库也在华盛顿）。（吕书第195页）

对美国现有的师资队伍进行有效控制更是保守右翼集团的日常工作之一。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拉道夫理查森（R. Randolph Richardson）在1984年散发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讨论了如何改变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他指出有两大可行的战略：“威胁性的活力主义”（deterrence activism）和“高端鼓噪”（high ground articulation）。“威胁性的活力主义”是一种老套的做法，也是保守主义者正在使用的战略，就是对左翼议程做出反应，至好也不过是大吵大闹以引起媒体注意的一种形式。因此，他倡议采用“高端鼓噪”，通过新闻网络、学生刊物等提出系统且全面批判左翼趋势的观念、呼吁需要学术和思想的严格标准。大方针既定，接下来就是遵照执行。

1992-94年间，保守主义基金会投入近800万美圆用于支持教职员的组织网络、保守主义的学术评估机构和保守主义学生出版物和其他组织，目标是“逆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向非传统学者和学生开放的趋势”；努力活动以赶走和取消他们所认为的过于敌视自由市场或过于批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的学者和学术项目。执行这一使命的主要组织包括号称拥有6万成员的校际研究协会（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全国学者联谊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the Madiso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Affairs），其中全国学者联谊会还建立了右翼学生出版物的“学院网络”（Collegiate Network），旗下有66家校园学生报纸和刊物。正是凭借以上活动，保守主义基金会“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其资源，……富有技巧地策划了必将在全国政策辩论中发挥巨大影响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壮大。”（吕书第195－197页）

目前，美国政坛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固然与911的恐怖袭击有关，但与新保守主义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渗透工作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如果从因果的角度分析，911的袭击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处理不当的结果。所以，911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但是，这并不证明它能引起更多的美国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新保守主义的“预见性”。因此，即便美国的超强实力不足以继续推行新保守主义的单边政策，美国政府也不会就此止步。正如王炎所说，“9.11”之后美国永远地改变了，但在日常生活里，美国人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然而，新的意识形态会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谓“美国价值”也不例外地被牵动了。美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或者说“美国性”ameicanism）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王炎：反恐改变着美国，《世纪中国》网站 2006-02-17）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换言之，无论新保守主义在具体政策上怎样变化，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新保守主义已经成功地成为了美国新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已经获得了占压倒优势的胜利，由于这种胜利，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新保守主义不会遇到真正的挑战——除非它的对手也从它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做起。从一种更深刻的角度分析，二战以后各种行业的专业化倾向已经改变了世界原有的学术游戏规则。原有的游戏规则认为，学术研究至少从理论上看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器，但现在这种公器已经开始逐步地以一种新的形式被财富和权势的集团垄断和操纵。事实已经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经济资助的“学术研究”有着更为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也许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一些成果根本与学术无关，但这并不妨碍其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中，“学术性”只是较量中的一项武器，而不再是目的本身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真正的学术事业，无疑是一种悲哀。但这样的一种变化又是我们所无法阻止的，因此，认识到这一点，用一种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分析西方的学术成果，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