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将抽象的观念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他们要努力建立一个能与自由派知识精英的“权势集团” 分庭抗礼的“敌对权势集团”，以便重塑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议程与轻重缓急次序、建立有利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思想框架，尽管保守主义者自己常常把这些活动说成是“观念战争”，“但是它所包含的远不止学术殿堂内的学者辩论。……进行观念战争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和相互关联的机构基础设施。”因此，保守主义基金会和活动家们建立起了一个由思想库和其他政策研究与倡议机构、媒体、出版物等组成的组织网络。随着来自保守主义基金会和大企业金钱的大量流入，这个组织网络的发展极为迅猛，在美国政策辩论和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早在1984年，温和的共和党人约翰萨洛马（John Saloma）即已注意到这个网络的存在，当时他警告说，这个“新的保守主义迷宫”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重要的新力量”，如果不受约束，它会把整个国家政治中心点急剧地拖向右翼。他的预测看来是应验了。今天，保守主义迷宫变得更大、更为复杂和精巧、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大。在保守派攻击“20世纪自由主义所建立的统治秩序”三次大浪潮——里根及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金里奇和所谓的“共和党革命”、现在的小布什政府——的背后，无不有它的身影。（吕书第168页）
然而，新保守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工作还不是上述的行动，而是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学术渗透。由于这项工作，新保守主义具备了“雄厚”的学术基础，从而使得新保守主义比起其他的种种社会政治思潮，具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最终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可以左右国家前进方向的力量。新保守主义集团开始这一工作的时间，无法具体的划定，但至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大公司和财团就已经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且独具特色，效率极高。大致来说，企业界除了以一个整体——如1972年建立的企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oundtable）——来直接游说国会、对政治候选人的捐助越发意识形态化、也更为协调和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以营造有利于整个企业界的政治气氛外，还开始大力资助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和其他研究组织，不仅帮助建立了大量新的保守主义政策机构，还使得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老的思想库焕发了青春，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正是在大企业雄厚资金的支持下，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的迅速发展，保守主义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成为美国政策领域声音最为响亮的群体。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70年时的预算仅为90万美圆，1983年即已增加了十倍，达1060万美圆；而同一时期内，持中间立场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的年度预算只增加了一倍，从550万美圆增至1190万美圆。60年代早期一度接近破产边缘的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Hoover Institu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1970年的预算为190万美圆，1983年增至840万美圆；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nternational Studie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70年代中期的年度预算一般接近100万美圆（1976年为97.5万美圆），到80年代后期以前已增至年均800多万美圆（1985年为860万美圆）。同时，一些新建立的思想库也发展极快，表现抢眼，最“生猛”莫过于1973年才建立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了，到80年代，它的年度预算已与保守主义思想库的老大哥“美国企业研究所”持平，将近1100万美圆。
保守主义的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和讨论组织网络的发展不仅为大企业提供了影响政府重要政策的主要方式，还为创造有利于企业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思想库”不仅仅是要塑造具体的政策，还为保守主义理念和自由企业体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向国会、行政部门和新闻界提供供讨论的公共政策问题，同时还是里根政府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保守主义思想库在大企业圈子和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圈子之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接触界面，在这一过程中，它使得大企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来越浓，保守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到80年代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及其所鼓吹的保守主义观念已占据上风时，无论是出于财政压力、思想的转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持中间立场的主流政策研究组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右转的倾向。（吕书第174页）
为了在政策领域贯彻保守主义观念，保守主义基金会遵照鲍威尔“缔造一场运动”的长期计划，资助并建立了一个由思想库、倡议组织、出版物和其他政治团体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触角还伸展到媒体、院外游说集团和其他领域。现在，经过30年的努力之后，它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包括500家组织在内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 从效果来看，保守主义基金会在美国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主流基金会，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资助的数量和集中程度。在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和政治组织所接受的捐赠中，超过100万美圆的资助是很常见的，但在自由派政治团体中是很少见的。NCRP97年的报告发现，1992-94年间，12家保守主义基金会把他们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二约为2.1亿美圆捐赠给鼓吹如下政策议程的组织和项目：将政府服务私有化，反对联邦的反贫困开支、工业管制，将社会福利的责任转交给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慈善部门；资助的重点放在主要关注全国政策和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资助的集中程度极高，75%的捐助给予了18%的受让人；1995年，得到资助最多的5家保守主义各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为7700万美圆，而8家左翼各议题公共政策机构的总收入仅为1860万美圆。而在主流的持中间立场的基金会和支持与同情自由派的基金会的全部资助项目中，对思想库和政策倡议机构的资助只占极小的比重，它们的资助主要给予学术研究项目如治疗艾滋病的研究、美国本土的共同体发展项目和不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教育和科技事业等。
其二、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资助带有十分突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目标就是要促进高度政治化的议程。1995年，科赫和兰波慈善基金会的总裁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在慈善圆桌会议年度会议的发言中，利用市场比喻来概括基金会如何能对公共政策施加最大的影响：“像卖洗衣粉那样兜售政治意识形态”。他说，观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发展思想原材料、把思想原材料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产品、向公民消费者兜售和散播这些产品。捐助者要参与整个生产流程，资助学者和大学的项目——因为他们/它们提出社会转变的思想框架，资助思想库——把学术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资助执行团体（implementation groups）——他们把建议带到政治市场并最终带给消费者。用一个基金会理事的话说，他们知道政府的政策是以经过“一传送带输送来的思想家、学术界人士和活动家”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针对这一状况提供资助。他们支持传送带上每一站点的工作：包装和重新包装保守主义议题立场的全国性保守主义思想库以及州和地方一级的思想库，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和塑造全国媒体报道情况的全国性政治团体，在各州做同样工作的州一级团体，煽动地方行动的草根组织，报道、阐释和放大这些活动的全国性和州媒体，记录这些活动历史和推动议题思想疆界的学者，组成新一代学者和未来运动领导层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校园内的报纸——塑造了美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政治意识形成的环境。结果是极右翼在许多议题上观点的放大，尽管资助的接受者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完全与基金会步伐一致，但是接受者们把同样的议题传送到他们各自的受众那里，从而使多年以前即已被主流贬斥或抛弃的许多政策观念在公共辩论中依然活跃。反过来，这对于右派正在进行的重塑美国社会的努力具有极大的价值。（吕书第188－189页）
当然，保守主义基金会的钱不是白给的，接受其捐助的机构与组织必须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支持与这些意识形态相符的政策主张，否则就难免受到惩罚。80年代初期，传统基金会委托一位前陆军上校乔治库恩（George W. S. Kuhn）进行军事改革方面的研究。库恩写了一份名为“结束防御停滞”（Ending Defense Stagnation）的研究报告，作为传统基金会的年度出版物《议程83》的一章出版。库恩的报告指明了那些不能使用的武器的名称、完全多余的军事指挥位置，得出的结论是“增加开支并不能买来军事力量的加强”。基金会的管理层最初对库恩的研究十分热情，以极快的速度出版、将副本送往白宫、安排了无数次媒体报道。但没想到，国防部长加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看到之后十分愤怒，海军部长莱赫曼奉命向传统基金会施压。莱赫曼写信给传统基金会的长期支持者库尔斯基金会的老板库尔斯，库尔斯然后打电话给传统基金会总裁富尔纳。很快，公开宣传库恩研究的活动突然全部停止，库恩被冷落一段时间后被解雇，关于他研究的所有材料从传统基金会的文献中消失了。80年代另一个因为“不识抬举”而被思想库解雇的分析专家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乔纳森斯坦（Jonathan Stein），他在出版了一本严厉批评星球大战计划的书几个月后，被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解雇；因为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会不仅为该机构带来几百万美圆，星球大战计划还是保守主义运动所雇佣的专家们提出的。因为研究不合保守主义基金会管理层口味而受到惩罚的不仅限于个人，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旗舰美国企业研究所亦曾因此受难。
平心而论， 90年代以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尽管也宣扬保守主义的政策和思想，但是，它仍追求学术声誉，希望能够象布鲁金斯学会那样受人尊重。80年代中期，有些保守主义基金会认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在追求学术上已经走得太远，它的研究方向已经趋于中庸，因此决定给它“断奶”。1986年，欧林和史密斯理查森两家基金会取消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所有资助，致使美国企业研究所陷入财政危机当中，总裁小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 Jr.）被迫辞职。
主流基金会在这方面与保守主义基金会也不一样，它们即使在资助思想库和倡议组织时，仍倾向于纯学术研究，且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然而，正是这一“优点”，成为让保守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步占据上风的重要因素。因为，新保守主义集团的原则十分明确，拿我的钱，就必须为我服务。吃我的饭，就必须为我摇旗呐喊。用我的钱攻击我的主张，这样赔本的事情决不能干。
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保守主义基金会资金的主要流向是：
1、保守主义学术项目培训下一代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改变大学的课程设置；
2、建立并加强全国性的思想库和倡议组织的基础设施，主要资助关注国内政策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务的机构；
3、资助媒体；
4、资助保守主义的亲市场的律师行会和其他与法律有关的计划和组织，支持地方和州一级的思想库和倡议团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