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机制表达生产率增长受产出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需求机制表达需求变动取决于收入分配关系对生产率成果的分享，也就是需求受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两个方程的系数关系最终将决定经济系统是收敛还是发散，以及趋向稳定的还是不稳定。

进一步从生产率机制来看，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强调需求和收入分配对技术转变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从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到调节理论的技术进步观上的演进。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提高和创新活动克服规模报酬递减，实际上是从供给方面指出劳动和资本供给对增长的制约，而卡尔多强调需求对增长的制约，在承认内生技术转变和技术学习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用市场扩展来解释规模收益递增，有效需求的增长促进产品和过程创新，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费尔东和卡尔多分别在50年代和60年代表达过一致的观点[11]：在生产率增长和产出增长间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即可以用产出的增长来解释生产率的提高。这也就是所谓的卡尔多—费尔东机制的含义。

从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中我们看到：生产率机制从形式上看，与卡尔多—费尔东机制的描述几乎一致，但我们知道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只强调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产出增加带来生产率提高，也就是生产率机制中的系数 的情形。而调节理论的生产率机制却表达出了产出增长与生产率变动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这包括系数 和B的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的多种情形。因此，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只是上述生产率增长方程当 时的一个特例。

调节理论进一步在它的增长模型中，从它的6个简化模型出发，根据系数变化情况，对古典情形和福特制情形下不同收入分配体制下的技术进步机制进行了说明。对于古典情形，一般假定为：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投资是纯利润驱动；工资完全由竞争机制确定。这时根据模型得出的系数B大于0，因而产出增长带来生产率的增长。在福特制下，一般假定为：显著的规模收益；投资完全由需求驱动；工资指数化，不受竞争机制影响。这时B大于0，产出增长带来生产率增长。

从需求机制来看，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中，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正还是负取决于系数D的符号，也就是斜率。对于古典情形，工资形成主要是竞争性的：如果投资函数是利润导向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产出增长。如果投资函数是需求导向的，生产率增长产出反而下降。对于福特制情形，工资形成分享生产率成果：如果投资函数是利润导向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产出下降；投资函数是需求导向时，生产率增长带来产出增长。

调节理论综合这些情况用以解释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变化：19世纪规模收益不明显，在竞争性工资制度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收入分配方面对利润的倾斜，而这成

为投资的主要来源。到两次大战期间，工资仍然是竞争性决定，但伴随泰勒主义的是显著的规模报酬，以及需求导向的投资函数。由于大规模投资没有伴随大规模消费，使得生产率增长并不能持久维持经济增长。到60年代，福特制盛行，在保持规模报酬增加和消费导向的投资函数作用的同时，通过劳资妥协使收入分配中工资增长并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从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同时伴随大规模消费，经济高速稳定增长。70年代结构性危机所表明的是规模报酬效应递减，工资对生产率的指数化过度，以及利润驱动重新成为主导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使经济增长陷入不稳定。

由此看出，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强调特定历史和制度条件对生产和需求相互关系的一种影响，并表现出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具体表现为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间的一种积累因果联系。生产率的提升来自于规模经济、劳动分工、更有效率的工厂和设备投资、创新等，需求的形成又依赖于对生产率收益的分配方式。因此，积累因果联系表达的是在不同增长体制下，生产率收益的获得及其分配的循环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在生产组织方式和需求形成间的相互效应。

四、模型的扩展及相关研究的进展

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经典模型是一个封闭经济模型，莫雷诺•贝尔托蒂（Moreno Bertoldi）在封闭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引入出口和进口增长率方程使原模型成为开放的模型[12]。出口增长率取决于名义工资基础上的国内国外价格竞争，以及世界经济相对于国内经济而言的增长率；进口方程取决于投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罗伯特•博耶进一步对出口带来的增长体制变化进行了说明，这种变化主要受出口相对于价格竞争，以及工资相对于劳动市场均衡敏感性的大小的影响[13]。布雷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在前面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决定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因除了前面所强调的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基础上的技术转变外，出口产品质量这一非价格竞争因素的作用，而这又来自于生产中的培训。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不同国家增长路径上的差异[14]。

伯纳德•比约多特从不同时间框架角度指出，博耶的经典模型是一个中期模型，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短期经济动态模型[15]。所谓的中期，指调节过程发生作用的阶段，直到原有调节机制不能再维持下去。比约多特的短期指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所得出来的偶然联系。在他看来，中期模型中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生产率体制和需求体制两种机制对宏观经济动态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他的短期模型中，生产能力的变化成为外生的，同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也成为短期经济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他尝试了利用两种不同机制，竞争调节（competitive regulation）和福特制调节（Fordist regulation），通过某个反映两者程度的指标，把两者结合起来对短期经济动态进行说明。

弗雷德里克•罗尔敦（Frederic Lordon）则对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调节模型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原有的调节理论的模型同增长模型中其他模型相比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认为调节理论的模型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初步尝试，只是为理论提供服务。为此，他提出在调节理论基础上，建立真正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动态的增长模型，并具体沿着古德温（Goodwin）增长模型的路线，尝试建立内生结构转变的增长模型[16]。

此外，调节理论模型化过程中还努力尝试分析一些经济中的新问题，包括全球化、服务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及技术转变等。全球化给调节理论带来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生产体系而言，需要表现全球范围动态规模报酬，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开放模型中的贸易问题，还包括跨国公司资本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跨国流动；另一方面是这些变化给收益分配所带来的分析上的困难，包括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资本和国际仲裁更为重要的作用。服务活动导致对第三产业的强调，包括家庭服务的发展，所有这些带来生产率和需求体制的深刻变化。信息和网络发展对生产率获得及其分配两个方面都产生影响，从而信息化为技术转变带来深远的影响。博耶在2004年出版的新书中对美国新经济展开了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他一方面延续了调节理论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现出对构建微观基础的努力[17]Andrew L. Friedman从不同的管理战略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角度，对构建调节理论的微观基础作出了尝试[18]。此外，John Grahl和Paul Teague对国家间的路径差异给就业关系分析所带来的困难进行了阐述，并强调了调节理论方论上的意义[19]。

此外，调节理论在经验研究方面的应用和发展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本文就不多述。

五、理论借鉴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和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调节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到鼎盛再到后期的逐步分化的过程，最后不管西方理论界对它的认识和评价如何，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调节理论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有何鉴戒意义，笔者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

本文介绍了调节学派所认为的积累体制对技术转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正是这种相互影响构成经济动态转变过程。这一问题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一般性。调节理论从劳资关系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演进规律，具有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构转变和动态过程作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经济过程又具有一般性，而在这种一般性的过程中，技术转变仍然是结构转变的核心。从特殊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理论从早期不研究技术问题，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技术外生化，以及进一步技术内生化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是在新古典框架内对技术转变的研究的拓展。从创新体系到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表明对技术转变研究向组织和制度领域的进一步扩展，而这种扩展到调节理论这里进一步具体化为积累体制的影响。调节理论的这种认识正是对资本主义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积累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相统一，以及前者作为后者的核心机制的一种把握。从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借鉴而言，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解，必须在收入分配和经济关系之下来展开对技术转变的研究，并把这种技术转变作为结构转变的核心机制来研究，作为借鉴需要的是把调节理论对资本主义特殊的研究扩展为结构转变一般过程的研究，从这一点而言，可能需要对古典经济理论，以及坚持古典经济传统的相关理论以更多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