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对西方主流正统理论的批判。拒绝交换关系完全受个人理性基础上最优经济行为驱动，以及一般均衡的基本假定，认为经济关系需要植根于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强调时间因素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发展。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当时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和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以及附带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批评[③]。认为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解释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而对克服经济危机和冲突，以及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转变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调节”概念则正是针对转型中冲突的动态特征，以及通过调节方式来延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调节理论坚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够起到调节作用，比如劳资关系的调整等，以此来解释利润率长期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现实。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在法国衰落，处于形成中的调节学派也开始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开始综合利用各种方法，建立一种具有历史和制度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包括马克思长期演化的视角，卡莱斯基的宏观经济学，年鉴学派的的观点，以及从法律和政治科学吸取了制度形式是不同力量的中介的思想。直至80年代初，当调节理论的研究者为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转型成功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时候，完整的调节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调节理论随后的发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扩散，并经历了多个方面的理论转变。这种转变被杰索普（Bob Jessop）归纳为三个方面[④]：一是简单的、增量的向新的研究领域的经验扩展，包括从宏观的扩展到中观和微观，从国家扩展到国家之上和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博耶的理论工作；二是概念的进一步深化，比如对于结构形式和经济调节模式具体的复杂相互关系的探讨；三是放弃原有理论命题、概念和观点，并重新定义，特别表现在为回应主流理论的批评而试图建立一个坚固的微观基础方面，在这样做的同时，部分放弃了调节理论原有的一些激进的假定。

与这种理论演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该理论在现实中的种种际遇：第一代研究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刚刚显现的福特制危机，以及所提出的替代的经济战略。1981年法国选举中左翼联盟的获胜使调节理论学者寄希望于政府能够接受他们的理论，施行在劳资关系上较为妥协的制度，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政府现实政策中采用了凯恩斯主义，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努力。当凯恩斯主义遭到失败后，他们继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成为调节理论的转折点，并直接导致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化，比如阿列塔更感兴趣货币问题，并把整个欧洲作为他的研究空间，利皮兹后期则转向了绿色运动，以及把调节理论扩展到第三世界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也成为整个转变的一部分。

对调节理论的评价也不统一。从直接的结果来看，调节理论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杰索普进一步把这种失望归结为调节理论所经历的三重失败：在80年代没有说服左翼的法国政府采用他们的政策主张；没能说服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超经济现象看作是无关的问题；也未能说服主流社会科学家对积累的解释不能脱离经济和以及超经济的机制[⑤]。但是，杰索普指出这些失败的真正的含义是要更为准确的界定调节理论的成果。这种成果表现在对经济和社会分析的转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已及该理论本身随时代的发展和转变，也被认为富有真知灼见。

二、积累体制与技术内生化

在对“调节”机制的认识上，调节理论反对技术决定论对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线性表述，而强调经济对技术的反馈。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种特定的技术体系如何与资本积累体制相互融合。这种技术转变与积累体制的关系成为调节理论结构转变和经济动态的核心观点。

调节理论对技术转变的研究其突出特点在于同生产体系的整体表述结合在一起，强调既定技术系统与一整套制度形式的适应性，从这点可以看出调节理论不是技术决定论，似乎正好相反，强调技术某种程度上是被选择和被决定的；它强调与制度形式的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创新系统的观点，但更强调集中于探讨积累体制对技术转变的影响，并放到调节理论固有的理论结构和体系中，作为这一理论体系和框架的一个核心内容；此外，技术进步同时取决于收入分配关系，成为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的一种形式。

对于技术进步，调节理论认为通常将它归之于创新、资本密度以及规模报酬，同时强调这些都不同程度受到收入分配关系及特定积累体制的影响：认为创新受到创新体系的影响，19世纪单个研究者为主的创新体系，让位于20世纪研发活动的公司内部化；资本密度更是积累体制下收入分配的函数；规模报酬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历史发展，包括市场的发展、交通通讯网络等。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住户的储蓄倾向独立于收入来源，因此把收入分配和积累的作用排除出去，而这些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在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中，却成为研究的重点。

为了分析收入分配对技术选择和技术转变的影响，调节理论必须抛弃正统马克思理论的生产方式这种过于抽象的概念，而需要建立起他们自己所强调的“中间概念”，这就是“积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和“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以及在此基础上反映调节过程的“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的概念。只有通过这些中间概念，才能够揭示出资本主义技术转变和经济发展动态而复杂的特性。

所谓积累体制是资本主义现存的在生产、收入分配和需求间的动态协调机制，是在两种结构性危机之间所长期存在的正常的积累模式。博耶具体指出了积累机制的5个方面的内容[⑥]：一是企业内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决定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二是资本形成决策的时间限度，在这样一个限度内，管理者可以运用一套既定规则和标准；三是收入在工资、利润和税收间的分配，由此再生产各种社会阶级和集团；四是有效需求的数量和结构，显示生产能力的发展趋势；五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特定关系。正是这种既定的积累体制对技术转变性质和程度产生影响，并构成了调节学派建立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出发点。

特定的积累体制具体又是由制度形式来塑造的。调节理论归纳出5种制度形式，即货币制度、工资劳动关系、竞争形式、国家干预的性质，及国际经济体制[⑦]。这其中，工资劳动关系被赋予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历史和国家的比较分析，调节理论提出了几种不同形式的工资劳动关系：竞争的工资劳动关系，工人消费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泰勒制的工资劳动关系，大规模生产的组织，但并未改变工人的生活方式；福特制的工资劳动关系，大规模生产加上大规模消费。

在分散决策的市场体制下，新古典理论强调市场调节实现静态均衡，而调节理论认为对积累过程所导致的非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将存在多种调节模式。通过他们使分散决策的冲突得到协调、控制，对积累模式进行调整，甚至在原有制度系统下再生产出基本社会关系。调节理论提出了三种调节模式[⑧]：旧式的、竞争式的和垄断式的。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农业部门起着重要作用，农业的歉收带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工业品需求的下降，进一步带来工业部门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标准等，这是旧式调节模式；随着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危机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过剩，因此在竞争的调整模式下，繁荣时出现通货膨胀，危机时通货紧缩；在垄断调整模式下，通过劳资关系的妥协和福利制度等，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下降，增长持续。

综合这些关系，调节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转变：在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流行的是粗放积累，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增长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雇佣人数来达到；一直到二次大战后，所流行的都是没有大量消费的密集积累，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带来生产率的迅速增长，但现存的调节体制制约了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大量消费的形成，使得这种体制面临变革；从50年代开始，包含大量消费的密集积累出现了，工人不仅作为生产者，同时也成为新产品的消费者，从竞争机制转变为福特制，成为新的发展模式。

三、技术转变、积累体制与经济动态

积累体制下的技术转变理论进一步被模型化，并成为对结构转变和经济动态的一种描述。调节理论内生技术转变的宏观经济模型最完整的表述是博耶在《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中提出的[⑨]。这一模型强调了调节理论中需求对生产的作用，并使这一内生技术转变成为增长体制的关键。基本模型主要由生产率方程、投资方程、消费方程、实际工资形成方程以及两个核算衡等式共六个方程构成。

调节理论对于生产率变动综合了三个方面的因素：熊彼特创新对生产率的贡献；资本密度的增加；以及动态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生产率增长的效应。为了求解方便对模型加以简化：创新贡献的影响被合并到常数项的估计中，资本密度增加直接由投资变动来反映，动态规模报酬的生产率效应遵循卡尔多—费尔东机制（kaldor-verdoorn law），可以用产出增长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表示。投资的变动同时受凯恩斯意义上的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古典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简化方程中，以生产率变动减去实际工资变动的差作为对利润份额的近似。在消费方程的设定上，考虑了工资和利润的不同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进一步在简化方程中，假定利润为完全节约的。实际工资的变化受两种机制的影响：一是在新古典意义上由竞争决定，具体可通过把菲利浦斯曲线所揭示的关系引入工资变动，当就业率较高时，工资增长率也高，相反就业率较低时，工资增长率也低，在简化方程中，直接用劳动力增长来替代；另一个是调节理论所强调的劳资妥协所带来的工资收入者对生产率增长的分享。

从上述模型的设定可以看出，调节理论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在技术转变中强调同时受资本密度和递增规模报酬的影响；投资的确定同时受凯恩斯意义上的需求和古典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利润率决定；工资形成则考虑到市场机制的竞争决定，以及考虑到对生产率变动指数化的劳资协调。

伯纳德•比约多特（Bernard Billaudot）进一步把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总结为生产率机制（productivity regime）和需求机制（demand regime）两种机制对宏观经济动态综合作用的结果[⑩]。其具体形式可以写成：

（生产率机制）

（需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