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些大公司做生意对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银行而言十分重要，这也使得它们不会寻找交易和账目中存在的问题。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像安然这样的合伙人只有一个，而如果他们不能满足安然的要求，安然会很轻易的找到其他合伙人。来自安然公司的费用占据了安达信在休斯顿审计收入的四分之一，使得安达信这家分支机构严重依赖于安然公司的业务。除此之外，这些审计公司还为这些大公司提供顾问服务。安达信还以顾问费用的名义收取了安然公司提供的两千七百万美元。

投资银行在1998-2000年间从承销安然公司股票和债券中赚取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为投资公司工作的分析员本来应该充当投资者的顾问，但是为了赚取交易费，他们通常会站在安然一边，预言安然公司的股票会涨。这样由于分析员的欺骗与审计员的懦弱，本来作为有效监管工具的金融机构不能履行其责任。

养老基金以及其他基金的机构管理层应该依据长期基本面进行投资，这也会排挤短期投机交易所产生的泡沫。但是，不幸的是基金管理业也存在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会使他们的判断不那麽具有理性，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率而会偏离正常的投资方向。

这一部分讨论了基于外部所有权之上，以以养老基金或其他金融机构实现股东价值的美国金融体制的弊端。作者认为美国金融体制不像一些哈佛和耶鲁的法学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衰弱中美国资本投资体制》，他认为美国的所有权结构和公司监管模式只是有利于短期利润最大化，而与此同时德国和日本创造了一种关注企业长期市场地位的所有权结构和监管模式，这种体制兼顾了工人、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当地社区的利益，与美国的金融体制相比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利益。

但就企业欺诈丑闻而言，绝非只发生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也同样会发生。然而，真正让作者吃惊的是既然美国的金融体制存在种种弊端，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专业团体参与金融市场并默许了这种广泛滥用，以及为什么有这样一套全面的而有系统的激励来引导他们来这么做。

尽管美国模式有着许多明显的问题，那么，在竞争中美国模式会胜出吗？数据显示一方面欧洲一些国家敌意接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许多欧洲公司也在美国上市，这就要求这些上市公司要遵守股东价值主导的价值观。最近的发展表明在德国和日本，企业界和政府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关于金融体制模式之争远未结束。在企业丑闻风波之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加强了对管理层的监管。

谁承担了成本？

驱动股东价值方面的得失与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一是，丑闻和欺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繁荣本身，它怎样促成了这一轮的技术创新？

欺诈和刻意的玩忽职守所产生金融动荡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失业。另外，这些公司的相关投资也被证明是无效的。一方面包括自身在所选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包括期间通过自身股票升值而兼并了其他企业，致使这些企业经营不善。当然，与审计丑闻相比，美国股市繁荣和新经济所带来的益处更多。1990S中期有约5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用于开办新企业，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值增长到了600亿美元，其中有60%投资于了IT方面的公司。

尽管风险投资促成了像Apple、Cisco、Microsoft等一批成功的企业，但是互联网繁荣的崩溃彰显了其中巨大的资源浪费，也就是进入这一行业的资金远超过其需求。作者认为这是源于资本主义方式中所固有的矛盾：与技术进步相伴随的过度投资。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回顾了凯恩斯对1920S下半叶繁荣的判断，“尽管现行投资中的一部分是投资失误，是资源浪费，但是后无疑问投资会推动世界财富的增长。”相应地，施莱弗也有一个相类似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股市泡沫意味着“许多有创造力的企业家进入了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创新性活动会产生巨大外部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效的。”

撇开繁荣和萧条的极端情形不谈，股东价值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削减成本和提高利润。而削减成本的一个常规路径就是减少工作岗位。敌意接管在美国是追求股东价值的一个最主要的制度保证，它通常意味着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高额利润，这些工人要么失业、要么降低工资，要么降低养老金水平。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资本的增长是金融资本扩张的主要表现之一，而OECD对资本管制的放松有助长了或是加速了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支持国际金融流动的理论认为，这些活动使得风险和利润能够在金融资产所有者之间有效分散。

然而，自从布雷斯顿森林体系被取代之后的1980S以来，尤其是1990S，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的平均规模一直在增长。这个现象是好是坏取决于赤字或盈余的用向或来源。如果这些赤字反映了生产性方面的投资，那么赤字就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数据表明实际这些赤字常常与消费联系在一起，扩张了消费需求。

资本自由流动本是以汇率为媒介，来平稳地抵消一国出口方面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实际汇率与与一国的长期的潜在竞争优势相联系。但是事实又一次让市场自由论者失望了，自从布雷斯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1970S，实际汇率的波动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随后实际汇率波动出现减弱的的趋势，但是在1990S仍有一半的年份表明与1960S的波动相当。这些实际汇率波动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会促成货币危机（这里作者按照传统的定义，即汇率以及外汇储备率持续一个月超过正常水平，那么这时就产生了货币危机）。巴利·艾钦格林通过计算表明对资本实施严格监管能够使得全世界GDP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但是认为相应所付出的成本会更大。作者认为，问题在于谁从金融自由化中受益而谁又承担成本没有被计算。

金融不稳定性

除了汇率危机，金融危机还包括银行业危机。银行业危机在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已经绝迹，1973年以后又死灰复燃，在1987年后像两次大战期间一样变得越来越频繁了。金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机构发现很难实现股东期望的回报率，这就促使这些金融部门涉入高风险行业。作者选取了两个案例来诠释金融不稳定性。

一个案例是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这个案例表明金融市场日益增强的精密性与其说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分摊风险，不如说增加了错误估算的空间。是政府果断出手，采取合理的协调措施，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而不是靠市场的自身内在调节机制。另一个案例是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案例显示了了金融市场上存在的风险传导性，以及由IMF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危害性。

结论

作者在这一部分鸟瞰了金融部门25年（1980-2004）来的发展，认为金融活动的重要性在其所涉及的所有方面都显著增强了。家庭消费突破了当前收入约束，家庭资产日益集中到金融机构手中。公司高管通过股票期权获得了丰厚的薪酬，公司高管、审计员、律师以及分析员合谋推升股价，从中获取了高昂的回报；这些与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一起促成了股票市场的繁荣。国际金融流动促使汇率波动，增强了金融不稳定性。最终的赢家是企业高管和成功的投机家，失败的一方是工人和不明真相的投资者。

技术转变与资本积累体制——法国调节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夏 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Regulation一词在经济学中一般被称作“管制”，但在法国有一个以该词为名的理论和学派（regulation theory或regulation school），在我国理论界，现在一般称其为“调节理论”、“调节学派”。尽管中文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把它翻译成“管制”并不准确，但该词条的作者、调节理论的开创者之一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在该词条中仍然清楚表达了该学派使用这一词的含义：“各种调节理论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它集中关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转变”[①]。该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最早形成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对该研究的广泛关注，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得到很大发展。国内的研究者似乎直到近期才开始对该理论加以关注。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主要对调节学派的增长理论和模型进行介绍和分析性的评述。

一、调节学派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概述

调节理论最早的创建者主要有三位：阿列塔（Michel Aglietta）、博耶和利皮兹（Alain Lipietz）。阿列塔1974年首次以法文出版，1979年以英文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被公认为是该学派的开篇之作。

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该学派的早期研究者大部分是在中央政府的经济研究机构中供职[②]。这一时期法国正值二次大战后国家经济干预增强的社会思潮，这些部门研究经济趋势，沿用凯恩斯主义思想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制定经济预算和国家计划。到60年代末，随着这些模型在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导致了对这些模型背后理论的批判，正是在这些批判过程中调节学派兴起。调节学派的批判同时表现为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