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新古典综合”即“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是由萨缪尔森在其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首次使用。

[96] 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由克洛尔（1965年）所提出的，后被莱琼霍夫德（1968）、马林沃德（1977）和贝纳西（1982）所发展，但这种非瓦尔拉斯均衡直接联系到新古典综合或非均衡理论。希克斯（1939）和帕廷金（1956；参见帕廷金，1987）的著作对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发展是重要的。

[97] 托宾（1965）将货币融入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一模型排除了经济个体的最优化选择假定。托宾的做法是在其模型中直截了当地假定了一个定义明确的货币需求（这一方法在探求人们为什么持有货币的新古典微观基础的解释上无所助益）。在索洛模型中，实际资本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资产，因此储蓄决策也就等同于实际资本积累的决策。托宾则将货币作为另一种资产引入模型，即家庭可以选择是以实际资本抑或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继而，家庭的储蓄决策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储蓄决策（即关于资产积累量的决策）；二是资产组合决策（即关于资产配置的决策）。托宾模型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批评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模型断言通货膨胀率提高会提高人均资本量，并进而促进产出（即托宾效应）；二是模型并没有赋予货币以真正的职能；三是托宾模型中经济行为主体并没有建立在最优化行为基础上，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牵强。

[98] 卢卡斯的研究注意力转向的另一个领域是为货币理论即新货币经济学建立一贯的微观基础上。

[99] 布林德（1988a）也证实“到1980年左右，在40岁以下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中，难以找到一个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这是10年内的一个令人惊奇的学术上的转折，一次确切无疑的学术上的革命。”

[100] 美国从1889年以来100年的历史中，人均产出（实际GNP）大致稳定地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而同期美国的实际GNP以每年3.2%的速度增长(参见多恩布什和费希尔，1994，中译本第225页)。

[101] 原载英文杂志《科学与社会》1965年秋季号，中译本载“外国经济学学说研究会”编，1982，第19-39页。

[102] 从实物经济的角度出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劳动产品的增加，也就是说实物的“财富”的增加。因此，把财富或国民收入从实物上来理解，就会得出“技术倒转”的结论。相反，从价值量来理解，这种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关系，只是表示了一种商品经济中“竞争”的社会关系，与“技术倒转” 的结论或与技术关系无关。

[103] 伊藤。诚（1976）认为，马克思第一章还保留古典学派的残余特别是李嘉图的强烈影响。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理论的第三节是后来完成并插入到第一章中去的，它在1873年德文第二版中第一次出现。在1867年第一版中，第一章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写得不清楚，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在增补第一卷时又单独探讨这个问题，但这种理论上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扩充到第一节（伊藤。诚，1976；中译本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第40-73页）。

[104]从理论上讲，只要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抽象掉所有制形式，这个结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

[105]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更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177页）。

[106] “其中的G′= 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加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172页）。

[107]虽然基本定理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即把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称之为剥削，但是，从基本定理中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是依据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这涉及到《资本论》的全部分析，而不仅仅是剥削问题。因此若偏离马克思的全部分析，就会导致对基本定理的误解。

[108]

[109] 在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完全抽象掉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关系，其完全竞争的假设也只是涉及技术关系，如信息传递问题，而并不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与新古典理论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利益对立或竞争上。

[110] 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英文版出版于1894年，那时经济学界已被新古典经济学支配，马克思对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阐述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

[111]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斯密的模型与新古典的庞巴维克“时际均衡”模型具有令人惊奇的相似性，即只要在斯密的模型中加入迂回生产的假设和时间偏好来说明利润率，就可以转化为庞巴维克的模型。也就是说，资本家所以为工人垫付工资和得到利润是因为迂回生产的生产力，而两个模型关于价格的决定却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以推论，斯密的理论只是庞巴维克理论的一个特例（参见哈恩，1982）。柳欣（2000）则认为，上述推论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能够成立，在这种模型中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可以在理论上是一致的；而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斯密的利润率决定就与奥地利模型完全不同了。斯密的理论所要表述的是资本的所有权和“自然利润率”决定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从而可以通过把资本品还原为劳动的方法来表示资本品的价格，但这必须假设在资本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是不变的，否则，其利润率公式就成为一种循环推论而不能决定资本品的价格和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份额。

[112] 索洛模型采用表示实物的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总量生产函数：Y＝AF(K、L)，其中Y 、K 、L分别代表总产出、总资本和总劳动,A是宏观的投入产出系数。

[113] 琼·罗宾逊曾指出：“一项设备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的预期受益。可以把这个价值看做以未来收益为依据，经过按对应的一般利息率计的贴现办法换算成的现在的收益所体现的价值”。也就是公式‘K=R/r’”（罗宾逊，1953，中译本递5页）。

[114] 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瓦尔拉斯假定存在一种“计价物”，把它的价格定义为1，然后可以得到一种总量。但这种商品并不是“货币”。关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的存在性问题一直以来是主流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关于金本位的论战

金本位论战[1]是指在1797—1821年间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争论[2]，在这段时期，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暂停兑换金银。暂停兑换起因于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金融危机。1793年英法开战后，银行系统的金银储备不断流出，成为国内私人的财产，英格兰银行的反应是紧缩纸币发行，造成了流通手段不足的危机。这种危机由于政府发行国库券而有所缓和；随着战况对英国越来越不利，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继续外流，1795-1796年间英格兰银行再次紧缩投放，到1792年2月份谣传法国即将进攻英国，终于引发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风潮。为避免银行系统陷于危机，英国议会发布命令暂停英格兰银行纸币对金银的兑换权。停兑期间，英国出现物价上涨、英格兰银行纸币相对于金银的贬值，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英镑对汉堡汇率的下降。面对这一现象，在英国议会内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汇率下降、纸币贬值、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纸币发行过量，而纸币停止兑现则又助长了这种过量发行。他们认为防止纸币发行过量、恢复货币均衡的有效措施正是恢复战前的纸币兑现制。持这种观点被称为“金本位主义者”，他们对英格兰银行持批评态度，以李嘉图为代表。与之对立的是反金本位主义者、为英格兰银行辩护的人，则认为汇率下降是由于战时向国外额外大量汇款所造成的压力，与英格兰银行的国内政策无关；该行只限于发放以高质量商业票据为抵押的贷款，用以支付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货款，因此不可能发行过多，也不可能促使物价上涨。反金银本位主义的理论依据是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3]。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采取了一种界于这两派的中间观点，虽然在著名的《1810年金本位报告》完成时，他站在金本位主义者一边[4]。

一、桑顿与李嘉图

金银本位主义的争论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阶段即1797—1809年间，后期阶段即1810-1821年间。桑顿和李嘉图分别在早期和后期的关于金本位的争论中居核心地位。

（一）桑顿的主要观点

桑顿在金块论战的早期为英格兰银行的政策进行批评性的辩护，后期（即1810年以后）作为金块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是英格兰银行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参见莱德勒，1987b）。桑顿对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来自《英国纸币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以下简称《纸币信用》）（1802）。

在《纸币信用》中，桑顿对当时英格兰的货币信用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描述。首先他对“货币”的定义，与李嘉图不同。桑顿认为当时的“流通媒介”不仅包括铸币和银行券，而且还包括种类繁多的信用工具；而且“流通媒介”各种成分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而且是经常变动的（桑顿，1802，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