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马克思认为，“休谟是十八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4，第139页。

[19] 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是第一个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还是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货币量这个问题的人。虽然，由于他关于价值尺度的奇怪观点、关于一般交换价值的摇摆不定的解释和重商主义的残余，他的阐述模糊不清，但他还是发现了货币的各种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见马克思，1859，中译本，第144-145页）；与特别单独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休谟相比较，斯图亚特对货币职能的分析更丰富，他讨论了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和债务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国际转移支付手段的作用。马克思对货币的功能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图亚特的著作。

[20] 这里指货币既非可以美化人们生活情趣的奢侈品，也非可供人丰衣足食的必需品。

[21] 马克思至少在三个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3页；恩格斯《反杜林论》（1928），第247页，《剩余价值学说》（1921）第1卷，第1页，称他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22] 雷伊（Wray，1990，第1章）认为，应该把斯图亚特和斯密包括在他的“内生性”方法中去。

[23] 关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在历史上和现在的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马克思（1867）认为古典经济学起始于17世纪的配第，结束于李嘉图；凯恩斯（1936）则认为古典学派起止点是从李嘉图到庇古；另一方面，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1974）、罗伯特。伊格利（Robert Eagly,1974）、丹尼斯。奥布赖恩（Denis O’Brien,1975） 等在同时出版的三本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中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参见马克。布劳格，1987，载伊特韦尔等编，1987，第1卷，中译本1992，第473-484页）。

[24] 例如按照休谟的观点，货币并无内在价值，而只是一种流通手段，它同时充当货币的计算单位（休谟,1752，第33页）。这种学说“基本上等于把货币作为购买货物的凭证，而不作为一种商品”（熊彼特,1954,第313页）。一旦进入流通，货币仅仅获得一种“想象的价值”，其价值量的大小由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共同决定（休谟,1752,第48页）。

[25] 劳和斯图亚特引入银行纸币的目的是通过信用发放增加国家的生产机制。而斯密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是由一些“真实的”要素来决定：劳动分工、储蓄和资本积累，这实际上是古典的“两分法”。

[26] 所谓真实汇票是“由实际债权人对实际债务人开出的汇票”；与此相对的是“虚拟”汇票，即“对于这些汇票严格说来既不存在实际的债权人，而是由银行给予贴现，也不存在实际的债权人，而只有使用货币的项目设计者”（参见斯密，1776，P239，转引自格林，1987b ）。

[27] 这一点上与后来费雪（1911）的看法相似。后凯恩斯主义者从金融制度的变化（金融创新）来论述流通速度变得易变，进而认为是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了。

[28] 这里也体现了短期与长期的矛盾。短期，货币数量的增加，价格的上升，实际工资的下降，增加劳动的就业，因而总产出也是增加的，这是类似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观点。

[29] 这个看法实际上类似庇古效应。

[30] 关于金本位的争论，即“Bullionist Controversy”，又译金块论战。英格兰的铸币改革始于1696年，并于1717年在牛顿的主持下创立了金银复本位制，但由于这种改革对银价的贬低实际上把英国置于金本位的基础上，到了18世纪的最后10年中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在此背景下，1816年英国会正式确定国家实行金本位制。“Bullionist”原意是指金银本位主义，但根据历史的真实性译作金本位主义亦可（参见莱德勒，1987a）。

[31] 莱德勒（1987a）认为，关于金本位的争论争论对货币理论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和持久重要意义的贡献。

[32] 伯赞克特（Bosanquet）的《对金块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可看作这一派的代表作。伯赞克特申辩，“银行据以发行其纸币的原则是贷款原则。每一纸币都是应某方的请求而发行，这方就欠了银行一笔债务，保证于不太远的一定时期偿还这种纸币或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纸币，并偿付按借用时期计算的利息（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

[33] 桑顿（1802）的影响仅限于关于金本位争论的早期，其著作随后被人们遗忘。直到一个世纪后才有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1924） 重新发现，哈耶克（1939）重新出版了他的著作，并进行了热情推介，希克斯（1967）娴熟地阐述了它的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桑顿被认为是从休谟（1752）到魏克塞尔（1898）之间对货币经济学有最重要贡献的人（参见莱德勒，1987b；伊藤。诚和拉帕维查斯，1999）。

[34] 在这点上，李嘉图与桑顿的看法，即对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银行制度的认识没有差异。

[35] 莱德勒（1987b）认为，现在教科书中对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传统分析，可以在《纸币信用》中找到它最初的充分阐述。

[36] 确切地说是部分兑现的货币，因为当时金币与作为辅币的银币仍在流通，而在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期间，也有时宣布有些面额较小的纸币仍可兑现。

[37] 如果说1821年标志着金本位主义争论的结束，它也标志着一场新的货币与银行制度的争论的开始，“特别是关于金本位制度下如何执行货币政策以及设计一套货币机构体系问题”（参见莱德勒，1987a）。

[38] 对于是否存在“边际革命”至今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布劳格，《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6）。

[39] 马歇尔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独立地提出了类似杰文斯的思想（参见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4页）。

[40] 完整地说，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只有在其完全竞争静态均衡的辅助假设下才能成立，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201页。

[41] 对货币数量论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有许多，如康替龙、休谟、李嘉图、穆勒、马歇尔、费雪、庇古、哈耶克，甚至包括凯恩斯（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70页）。

[42] 帕廷金（1965，中译本第174页注2）认为，尽管瓦尔拉斯提出过现金余额方程式，但他并未阐述过现金余额理论。

[43] 庇古早期是剑桥现金余额说的代表人物，他对现金余额说的贡献主要是以方程式将马歇尔的思想更简明地表达出来。

[44] 费雪追随休谟认为，尽管在短期内，货币数量或流通速度的变化会对社会的经济活动水平产生影响，在长期内，全部的调整将只会落在商品的价格上。

[45] 在新古典理论中Q是通过竞争的劳动市场和生产函数决定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

[46] 也有人把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归入为收入说（参见林维星：《货币数量论研究》）或（信用）交易说（参见陆晓明，1991）。

[47] 魏克塞尔在《政治经济学讲义II》（1906）中提出了所谓的“直接机制”：假设某个国家发现了黄金，该国由于货币存量的增加而从别国进口更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将存在对物品的过度需求并将使得别国价格上升。这就是魏克塞尔的直接机制。

[48] 俄林认为，这是“货币理论的新见解”，因为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看来，商品是用来交换商品的，因此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和个别价格的变动的起因必然完全不同。（参见“《利息与价格》绪言”，中译本，第9页）

[49] 关于强制储蓄的观点，最早出现在关于金银本位主义的争论期间。桑顿（1802）和边沁（1804）分别使用了“收益亏空”和“强制节约”的术语；马尔萨斯在1811年评论李嘉图的《金块的高价》（181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强制储蓄”的术语则是由米塞斯所创造。参见汉松，1987，载第2卷，中译本第426-428页。

[50]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迭代模型将在第八章进行介绍。

[51] 哈里斯认为，货币需求的资产选择方法的现代渊源可以追溯到希克斯的《简化货币理论的一个建议》（1935）。希克斯比凯恩斯更加明确地把货币需求问题作为在不同资产中分配既定财产以便在考虑到风险时实际收益最大化问题（参见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265页）。

[52] 托宾指的是存量和流量均衡分离的“两分法”。

[53] 虽然剑桥经济学家如罗伯特森，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西蒙斯（H。C。Simons）和明茨（L。W。Mints）等仍然在用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讲授货币理论，但他们的教学中，旧的货币数量论传统也考虑到了凯恩斯的理论。

[54] 货币主义的理论有两个主要的版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即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修正型式；另一个是布伦纳(K.Brunner)和梅尔泽（A。Meltzer）的货币理论。(参见迈耶，1997，载斯诺登和文，1997，中译本第100-133页)

[55] 托宾和弗里德曼的资产选择组合理论的区别：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比托宾更广，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个人和企业持有的证券、货币、消费品、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资产项目。这是个存量概念，不同于凯恩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等的流量概念。托宾的资产指金融资产。第二，托宾将资产组合的选择与风险联系在一起，而弗里德曼实际上是与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

[56] 弗里德曼非常着重区分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nominal and real magnitudes）——例如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的货币数量和实际的货币数量等，认为这种区分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货币理论非常强调名义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实际货币数量的变化的区分以及两者不一致时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