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中，斯密首先提出了分工原理，并由此引出古典交换价值理论：“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具有可以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所有物品的真实价格。对于想要获得任何一件物品的人来讲。他所花费的实际成本是他为获得它所付出的艰辛与麻烦”（斯密，1776，第34页）。虽然分工和交换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但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是由表明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的：在没有土地和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野蛮社会”，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成果，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实体劳动”，即劳动中所包含或花费的劳动量；当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之后，交换价值就取决于“支配的劳动”，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和支配劳动的资本的利润所构成，利润量是由总产出扣除工资后的剩余。这就是古典的剩余理论，即当工资率取决于生存工资，当劳动生产率超过工资率时，将存在一种剩余并构成利润的来源。对于斯密而言，存在着一种“自然利润率”，它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来自基于“经济人”的自利心的“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种“古典的一般均衡”（参见沃尔什和格雷姆，1980），即由于等量资本必然要求取得等量利润，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原则，其中商品的相对价格将由预付工资乘以统一利润率所决定。资本围绕统一的利润率（作为“重力中心”）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由供求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将通过资本的转投而引起的商品供求的变动，最后实现供求平衡，从而达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斯密这里，没有涉及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

李嘉图把价值和分配理论转向了总量分析。对于李嘉图而言，资本主义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协调已不重要，重要是资本家阶级和地主解决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问题（即利润率下降问题），从而收入分配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问题。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来自于利润，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将影响资本积累，因此，国民收入、资本、工资和利润这些总量变量的测量，对于李嘉图所要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李嘉图（1815）提出了一个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李嘉图证明了，假设给定生存工资、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并存在着土地收益递减，那么，随着资本积累或雇佣劳动的增加，地租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将提高，利润的份额将下降，从而阻碍资本积累。这就是李嘉图所要讨论的技术变动（土地收益递减）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变动问题，由此，他主张放弃斯密的“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他坚持价值取决于“实体的劳动”而不是斯密给定利润率的“支配的劳动”。但是李嘉图的结论只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有效，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因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作为资本预付的种子和工资都是由实物产品——谷物构成，总产出也是由谷物构成，因此“价值”单位的计量是不必要的，从而可以不考虑总量变量的测量问题。在异质品模型中，由于资本构成不同，在统一利润率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在相对价格将随收入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就不能保持谷物模型中的结论。因为当他放弃斯密的“工资单位”和给定利润率的加总方法之后，当采用相对价格来测量总产出（异质品的加总）时，就会出现因收入分配的变动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影响总产出价值变动的测量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李嘉图。1823年，李嘉图明确提出了如何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一难题：即就相对价格而言，当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作为技术关系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和表示收入分配的利润率变动都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

李嘉图的难题实际上来自于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还是表示总量性质的理论的混乱，换言之，古典价值理论到底是要反映技术关系还是反映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

正是马克思发现了李嘉图的上述的逻辑混乱。他批评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劳动产率，从而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而取决于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雇佣劳动性质，把劳动价值论进一步发展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理论即剩余价值论，从而表明工资和利润的对立性质。从这种剩余价值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的。

第二节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实质是掩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经济学的研究为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关系所支配时，这种理论以实物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的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要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由此，马克思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界被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政治学说而遭到排斥。

无疑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而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紧密联系的。 排除意识形态的色彩，即使在“纯粹”理论性质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包括新李嘉图主义）对马克思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有着较深的误解和偏见。一些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实中存在的是价格和利润，如斯拉法模型所表示的，抛开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价格和利润问题，从而价值理论是多余的（斯蒂德曼，1977）或是形而上学的（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36页）；新古典经济学家森岛通夫（1973）写道：“在结束时，我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建议：他们应该彻底改变他们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如果必须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所采用的生产技术直接地和间接地所需要的劳动量以便生产出商品，这完全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森岛，1973，第193页）。森岛通夫认为，价值决定于技术，不受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支配。这种误解的根源来自于对马克思的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中的所谓的“逻辑悖论”。实际上，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都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看作一种相对价格理论，即所有的问题最终都集中于相对价格的决定上（例如，琼。罗宾逊，1942；萨缪尔森，1957、1971；布朗芬布伦纳，1965[101]；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等；参见德赛，1974）；甚至一些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也都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样都是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参见S.戈登，1968）。

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的误解同样也存在。如经济学家把新古典和马克思的两种分配理论用“蛋糕理论”来加以描述（参见柳欣，2003）。对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其含义是：这个蛋糕的分配取决于各种要素的贡献或边际产品；而对于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则是：给定一个蛋糕，资本家的份额增加时将使工人的份额减少。显然，“蛋糕理论”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误解。就马克思的分配理论而言，并不存在如新古典分析那样的实物的蛋糕，因为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是以价值计量的，当然也就不存在生产蛋糕的边际生产力。

因此，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不仅对于回答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剑桥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评是十分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重新梳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对于建立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货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分析首先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揭示。《资本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就是要揭示“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性质。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经济学最大的前提假设。从这个前提假设出发，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这个基本定理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表示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来源，即

基本定理：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

用马克思的公式来表示，假设资本家用于雇用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是4小时的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支配工人工作8个小时，则剩余价值是4小时。这样的推论看似简单，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即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而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转化为剩余价值，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由此，马克思把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发展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理论。

第三节价值和分配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诚如前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在批评地继承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古典学派理论中，价值与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斯密把价值是把作为一种“自然价格”来调节供求关系，李嘉图则把价值联系到总量变量的测量问题。显然，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供求关系不是等同的因素。这种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在于，就新古典以技术关系决定相对价格而言，这里存在着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格的变形或转型，即无论商品的交换比例怎样由技术关系决定或符合资源配置的要求，这些比例都必须转化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单位。这种价值量是特殊的总量。它是特殊的，因为它是要表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它是总量性质的，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技术上或实物上的计量。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它表示一种“公平价格”（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所表示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表示资本主义竞争的博弈规则。显然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抽象劳动加以明确区分，表明价值只取决于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关系无关。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以及关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论述，正是为了把技术关系完全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102]。马克思在脚注中批评了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97页），认为这种价值概念的混乱，导致了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时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从而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马克思明确地表明，技术或劳动生产率只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价值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