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认为这种创新与内生货币供给过程相一致的。明斯克（1957）就提出了金融创新将进一步缩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从而弱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的命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金融业开始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众多后凯恩斯主义者都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例如罗斯艾斯（1986、1989）、摩尔（1986、1988b）、雷伊（L. R. Wray，1990、1992）等。摩尔（1986、1988b）、雷伊（1990、1992）等人指出了商业银行经营从传统的资产管理向负债管理的转变，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注入，减轻了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依赖性，从而弱化了中央银行传统的数量控制手段的力度；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吸收存款，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发行融资工具，后者几乎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内生性的含义绝不是说中央银行是无能或被动的，必定是适应性的，而只是说中央银行的控制工具是价格而非数量”（摩尔，1988b）。这个价格即利率、汇率等，而数量是指货币存量、贷款数量、银行准备和基础货币等。

罗斯艾斯（1986、1989）则认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一般流动性命题间接提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虽然它没有提出这个概念本身，但却反复强调了信贷结构的弹性以及因金融创新而导致的V（i）曲线的移动——这种金融创新使正统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在美国）中的公开市场处于无效状态。

五、供给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

综上所述，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事实上有两种较大区别的观点，相互之间开展了争论：一边是所谓的“供给主义学派”，以卡尔多和摩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因为中央银行希望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秩序，所以它就必须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货币供给是水平的，利率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故又称“水平主义”。另一边是“结构主义学派”，以温特劳布（1978，第5章）、罗斯艾斯和珀林（1991，1993）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可以对准备金的使用实施有效的数量管制。为了获得准备金，银行被迫通过发行负债来借款，如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以此来改变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在自发地寻找准备金的过程中，银行倾向于提高利率，以便能够把资产持有者吸引到流动性较差的非存款性金融工具上来，因此，尽管存在内生性，货币供给曲线在利率—货币区间仍然是向上倾斜的。

结构主义的观点即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目前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间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因为它表明中央银行可以对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给施加数量的限制。这个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强调金融创新的重要性。罗斯艾斯（1986）强调货币流通速率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上，第3章），货币需求的增加不需要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它们可以通过利用个人所持有的闲散资金余额、交易差额的节省和银行方面的金融创新来满足。他认为，银行不必自动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而是定量提供贷款；不应该过分强调透支，因为透支倾向于保持“未用”状态（同上，第4章）。相反，他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于内生货币供给的重要性。部分地产生于利用交易资金和动员闲置资金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部分地由中央银行所支持的金融创新，总括起来造成了一个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参见罗斯艾斯，1986）。珀林（1991、1993）则强调了金融创新在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中的作用。他认为，当银行寻求准备金时，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会发生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是成功的，它会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因此银行就可以在不必提高利率的情况下找到准备金。珀林（1993）区别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给曲线保持水平，直到金融创新的作用消失且利率上升为止；第二，金融创新导致货币供给曲线斜率逐渐降低，趋向于水平的位置。这两种观点哪个正确基本上是个实证问题，并且取决于金融创新的成功。珀林进一步指出，准备金的自发产生不会完全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流动性危机而且金融危机也有可能出现。在珀林看来，结构主义方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自然而然地承认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雷伊（1990，第3、6章）也持有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的观点，与水平主义者例如摩尔（1988a）不同[69]，他强调流动性偏好的重要性。雷伊认为，在经济扩张期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动越来越缺乏流动性，在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不可能提供所要求的流动性，这使得供给曲线暂时垂直；然而如果要维持金融稳定性，中央银行最终将提供必要的储备，但却是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下提供的，因此货币供给曲线的斜率将慢慢向下倾斜。道（1996）在最近的文章中也反对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其理由是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银行会系统地合理使用信贷；而随着信贷风险的逐渐增加，会迫使银行增加流动性偏好[70]。　　

概括起来说，结构主义和供给主义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央银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地确定利率。在回击珀林（1991）的批评时，摩尔（1991a，第406页）指出，“利率是一个有自主权的政策工具，它的水平取决于中央银行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因此可以没有经济周期或者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71]。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断，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固定汇率和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当中央银行必须保卫它的外汇储备时，所谓的利率自主性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另一方面，如果汇率是可以浮动的，中央银行就会有相当大的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参见摩尔，　1988a　，第271页）。　　

实际上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证是个有局限的论断，它只适合小国模型；而且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只要汇率不是无限制的浮动，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就再一次被限制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极大多数经济学都不再把准备金看作是一件应该严格控制的货币政策工具。古德哈特（1975，第6章）最先提出的关于对中央银行提供的准备金进行控制的企图将导致利率的大幅度波动的论点，即“古德哈特定律”，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从经验的角度，同样也可以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已经不再是稳定的了（参见B. 弗里德曼，1988）；最后，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影响经济的“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的观点现已得到普遍的接受（虽然假设的利率政策运行模式完全不支持摩尔的分析，但是论据表明，由于中央银行决定的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并因此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数量的限制；在主流分析的IS-LM模型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参见伯南克和布林德，1988；B. 弗里德曼，1995；泰勒，1995）。由此，后凯恩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新古典的“新货币经济学”一起，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革命性”的两个货币学派（参见斯密森，1994）。

融资动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在面对俄林等对凯恩斯的灵活偏好利率理论和乘数理论的批评文章中[72]，凯恩斯（1937a、1937b）提出了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的，对货币的暂时性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须有相应的财务准备金（financial provision）或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这是传统的交易货币的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而与融资动机有关的计划投资是企业通过内部资金（积累的折旧基金和未分配利润）加以解决的投资的超出部分。在关于融资动机的这篇文章中（　1937a　 ），凯恩斯强调了融资动机的重要性。“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　　

凯恩斯（1937b）的另一种解释，被竭力论证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凯恩斯认为这种可以称为货币资本的资金是一种“转动资金（revolving fund）”，随着投资的平稳进行，“当前的事前投资所需的新资金流量是由当前的事后投资所释放的资金流量提供的。”但是，如果事前投资大大超过事后投资流量，那么融资问题就会充分表现出来。在短期的空位期内，“资金完全是由银行提供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才使得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新投资到底能以多快速度进行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决定了银行所能提供的资金量，中央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投资速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从较低经济活动水平到较高经济活动水平的过渡过程中银行系统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不能充分满足对事前资金的要求，“在短期借贷市场”上就会出现壅塞，投资速度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融资动机相对应的货币具有流量货币的性质，这与《通论》的存量货币形式有较大的差别，因此罗伯特森（1940）认为，凯恩斯提出“融资动机”实际上是向可贷基金的流量货币形式妥协，认为可贷基金利率决定模型和灵活偏好利率决定模型分析是等价的。蒋硕杰（1987，第4卷，中译本第237页）对此总结道：“（融资性需求）具有投资的流量决策引起的流量特性。正如凯恩斯在他给俄林的回信中所述（1937年），融资是一种周转性资金。只要它是被用于现时支出，流动性的缺乏便会自动得到补偿，短期处于缺少流动性情况的打算也便是再度可行的，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货币循环流动观念的再次肯定，这一观念也是可贷基金理论家从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而凯恩斯本人却因过分强调资产现金配置中整个货币数量是人们自愿持有而最终忽视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