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1967）继承和发展了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格利和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使单纯的货币数量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因素，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货币的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全部资产的供求上；同时，人们也从单纯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向所有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托宾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同时满足两类个人或厂商的资产偏好，一类是借入方，他们不受其净财富数量限制地扩展包括存款、房地产、机器和设备在内的实物资产的规模；另一类是借出方，他们希望能够将其财富以货币价值稳定、拖欠风险小的资产形式保存起来”。对于公众来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从而货币的供求不仅取决于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资产（包括对货币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一种利息率，而取决于多种利息率及其比较，也就是取决于相对利息率，即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托宾认为，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中央银行角度研究货币数量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货币的需求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要对利息率的变动发生影响，那么不能仅仅着眼于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单纯是银行机构的任务。重要的是，应当把货币问题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进而研究资本理论，研究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把货币理论的研究扩展为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这种存款创造过程描述为一个拘泥于银行准备金的机械的乘数过程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 ，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四、主要观点和分析结构
（一）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对于观察到的货币存量与货币收入的紧密统计关系，后凯恩斯主义把它置于复杂的银行—金融体系中，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来解释。指出，货币供给的变化先于货币收入变化的事实丝毫无助于建立货币主义者所指出的因果关系。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支出的有计划的增加如果要实现的话，就必须得到资金支持。这种“预备性的商业行为”标志着事先希望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且，只有银行创造出必须的信用数量，这些行为才能得以实施。银行部门可以主动满足或挫败私人部门的支出计划。凯恩斯在引入“融资动机”概念时就意识到这一点（见戴维森，1965），卡莱茨基在讨论经济周期时也意识到了，当时他强调建立灵活的银行系统，因为任何投资都会带来利润，从而值得为此借债。这就产生了一种产生收入的融资过程，通过此过程，计划支出通过银行信用转化为实际的支出。摩尔（1979b）将后凯恩斯主义观点总结如下：
“有证据与以下因果关系明显一致：因果链是由商业银行贷款到货币存量再到货币基础，这反过来清楚地说明了倍受注目的货币与收入的经验关系主要反映了由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二）工资—物价定理
凯恩斯认为，关于物价上涨的原因，从长期来看，取决于货币工资的增长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以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错误的。戴维森从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既是成本又决定有效需求的观点出发，认为名义工资“作为一个价格，实际进入到所有的成本函数和大部分的消费者需求函数中……名义工资的变化将改变成本函数和消费者需求函数，这将影响各种价格和总的物价水平。”（参见温特劳布，1977，第285-287页），因此，名义工资的增加既有“成本推进”作用，同时还有“需求拉动”的作用（即工资增加引起需求增加，从而使物价上涨）。温特劳布（1978）进一步把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和物价的关系用“工资成本加成方程式（Wage-Cost Mark-up Formula）”来说明：
P = k W/A
其中，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k代表整个经济中单位劳动成本或总边际利润上的平均加成，W代表平均货币工资，A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温特劳布认为，除非国民收入分配中有“革命性的变化”，否则K是特别稳定的，“在经济学的所有比率中K最稳定，在美国企业总产值中多年来K≈1.9。”这样，在考虑P的变化时可以忽视K的变化，“从因果关系来说，侧重点放在方程式P = k W/A的右边，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物价水平波动时起主要的作用。”[65]（同上，第168页）因此物价上涨是由于货币工资的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即：
p = w- a
因此，温特劳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货币数量论方程式（M=kPQ）完全对立的观点。
卡尔多（1970）也曾提出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于是，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起因”（索耶，1991）。这一点摩尔（1979a）也曾清楚地说明，他认为，货币供给增长使工资和价格上涨有了充分的依据，但不是原因：“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内生地对信用需求的变化作出反映，并把货币工资变化率看作主要的外生变量，价格和货币存量都对它作出调整。”
（三）货币供给是工资率的函数、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
许多后凯恩斯主义者把货币供给看作是工资率的函数。认为，工资的增加将迫使企业向银行告贷，以满足其增加了的流动资金需求；这些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充分支持下将自动地满足这种需求。这种论点实际上是主张：对于任何给定的利息率水平（中央银行通过其公开市场业务可以决定利息率[66]），货币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即对应于给定的利息率，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
卡尔多（1980、1981、1982）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卡尔多（1982，第24页）认为，在货币—信用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换言之，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对货币存量，中央银行在任何情况下是没有控制能力的，货币需求的任何增加都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或水平的。明斯基（1982）、摩尔（1988a）也从中央银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职能出发，强调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
卡尔多（1981）在为《德国经济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中系统地表达了“关于货币的凯恩斯主义看法”：
严格地说，政府或私人的支出的变化，将被反映在货币数量的变化或者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如果一个企业决定增加支出……或者是个人决定增加支出……则所增加的支出将被反映到收到款项的个人或商店的存款增加上。这是指支出的资金来自透支或新的贷款，货币供给随之自动增加，其理由很简单，即增加的支出将扩大收款人的银行存款；另一个可能性是，增加支出的资金来自支出者的闲置货币——或者是收款人用所收款项来向银行还债——这样，存款总额保持不变，但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意味着总支出的增加不是中央银行采取行动或中央银行暗中或公开批准的行动的结果，这是私人决定的结果，甚至中央银行对此事先一无所知。
和商品货币不一样，信用货币的存在是由于企业或个人或政府机构向银行借钱的结果，并且信用货币由于向银行偿还债务而消失，这种消失是在收入大于支出时超出部分直接用于减少银行透支这样的制度下自动发生的。因此，和商品货币不一样，在信用货币经济中，现有的货币总量决不可能超过个人愿意持有的数量：就是这种情况把超额的货币供给存在的可能性排除了……
摩尔（1988a）进一步在温特劳布—卡尔多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理论。摩尔认为，在“利率（Y轴）—货币量（X轴）”二维坐标系中，传统的货币外生性理论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与X轴相垂直的直线，可以在货币当局的操纵下作任意的水平移动，故称之为“垂直主义”；他与此相反，认为货币供给曲线完全是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货币供给完全是适应性的，可以根据需要无限量地创造或收缩。此外，他还系统批判了数量论的“货币基础—乘数”分析方法，指出中央银行在现代复杂和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控制基础货币，另外，货币乘数也只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比值，并不能反映创造货币的因素和货币创造的过程。在这里，摩尔引用“古德哈特定理”[67]，认为只要政府运用观察到的货币乘数进行调控和管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也会中断。另外，摩尔（1988b）用计量方法检验了真实经济变量对货币数量的影响，信贷对储蓄的重要影响，同时验证了工商企业的信贷量是由工资、原材料成本、税收支出等变量决定的，从而从经验上支持了内生货币供给的观点。
摩尔等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需要将中央银行的支持职能和控制职能分离。虽然货币供给受到政策控制，但在一个复杂的货币信用经济中，真正的控制是很难实现的，供给相当程度上是内生的（参见德赛，1987）。摩尔强调了货币当局面临的困境：要么满足交易需要（包括工资推进的压力），要么加剧失业，采用不妥协的货币紧缩政策。这一困境的产生是由于银行系统无法辨别哪些是有意识的商业行为（“真实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和哪些是由增加的货币工资（“通货膨胀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68]。正如戴维森（1989）指出的：
任何能满足交易需求的健康的银行机制可能被反过来用于创造“通货膨胀票据”式的弹性货币，而不是“真实票据”；任何旨在限制银行系统发行“通货膨胀票据”的能力的政策，都同时限制其为维持充分就业提供充足的“真实票据”的能力。
（五）金融创新与货币的内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