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新李嘉图主义者也接受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主张意愿的储蓄通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等于意愿的投资。但是他们认为那是或应该是一个关于收入和就业的长期水平（意为持久力量作用的最后结果）的一个理论。因此，他们主张将有效需求原理和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即由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特别是斯拉法（1960）重新表述的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以寻求一种长期均衡。与之相联系，新李嘉图主义者一直不满意凯恩斯经济学中马歇尔的影子，比如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以及新古典主义在凯恩斯的投资分析中的遗迹，这些遗迹主要是在《通论》第7章中讨论向下倾斜的资本（和投资）边际效率表、对资产的需求表（参见米尔盖特，1977）。他们认为，凯恩斯所有这些建树与后来“剑桥资本争论”中发现的资本倒转是不一致的，例如既没有假定资本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也没有假定投资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更为甚者，在《通论》第17章的论证中，凯恩斯使用利息率的灵活偏好理论而使货币利息率成为关键，这是使用新古典“不完全性”的一个例子，而在长期理论中是不能作这样的使用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凯恩斯基于灵活偏好的利息率理论并不是一种长期理论，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由于实际余额效应，在假设工资率和价格完全可变的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动会使经济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米尔盖特，1977；盖尔加尼，1978-1979）。因此，与之相对照，他们特别强调有效需求原理与利润率的联系，认为使用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假设，在有效需求的作用下（假设资本家不消费），产出和就业将被决定，古典经济学将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长期理论（参见米尔盖特，1982）。正是在这一点上，原教旨凯恩斯主义（或美国后凯恩斯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例如奇克（1994）指出：“只要新李嘉图主义者——或叫斯拉法主义者，或叫做任何其他什么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理论的标志都是对其长期趋势点的关注，那么在我看来，在他们与后凯恩斯主义之间就是不可调和的。在此问题上，我们之间差异很大，因此沟通双方将是十分困难的。当然，在斯拉法方法中有些方面与后凯恩斯主义十分相近，尤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进行挑战的那些很有价值的贡献。我认为将二者合而为一的工作极其困难[63]。”（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88-489页，“奇克”）。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一、货币—信用经济中的货币的特性

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提出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框架上，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货币—信用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时间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5页）。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和历史的时间中，决策是事先作出的，结果是事后得到的。正是资本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造成了货币的特殊属性:

货币的第一个特性是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它来自于利息率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第二个特性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功能。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歧，可以从对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加以区分的做法上反映出来。不动产不具有流动性，不能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也不存在很高的替代弹性。因此，货币和准货币的这种特性，才使得货币供给的收入流通速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状况，而非狭义的货币供给概念，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货币供给，不管怎样下定义，必定成为内生的了。

货币的第三个特性是它使货币债务成为可能。金融合同不同于涉及产品和投入价格的远期合同，它把债权人与债务人联系在一起。明斯基（1982）将企业、家庭和政府对融资的态度分成三种类型：套头交易（hedge）、投机(speculative)和负债(ponzi)融资。简言之，债权人放弃了以货币形式的潜在购买力以换取或许能（或不能）在将来实现的收入流量。这样产生的债务的信用状况，取决于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保证金融承诺的有效性。每一种借款人都有一种主要的现金来源，对家庭来说是工资收入，对政府来说是税收，对非金融公司，是预期总利润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而对金融公司，则“是从所拥有的合同中得到的现金”。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货币经济的稳定性，决定于这三种融资类型的混合状况和融资方法沿这一融资“光谱”移动的状况。例如，为了抑制物价的普遍上涨，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目标由控制利率（联邦基金）转向控制货币基础（非借入准备金），这就可能导致各种利率的大幅度上涨，进而导致套头交易融资转入投机融资，投机融资转入负债融资。或者如果来自体系外部的重大冲击（如石油危机）诱发了严重的衰退，即使利率不变，预期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由于总的支付义务超过了预期的总的现金流量，经济的整个债务结构是难以支持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由债务导致的经济紧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现象的大量涌现。据此，“货币不仅仅是使需要的双重吻合（在新古典主义的物物交换经济中），不再是成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通用的配给凭证，而且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为资本资产的地位融资的一种特殊债券”（明斯基，1982）。

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经济。如果有货币的话，货币也是事后引进的，就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哪”，或者象弗里德曼所喜欢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或者，它以作为计价物的某种商品或以金属货币的形式出现。对于货币商品来说，存在着一个货币生产函数，它对需求增长的反应取决于它的以产品计的供给弹性的性质。新古典理论并没有提出一个与经济的真实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货币的引入往往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理论中，货币供应量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的。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被认为仅仅能够影响物价水平，而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它们是静止的。而在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不具有生产意义上的供给函数。存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的净额。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在不确定条件下运行的经济中情况尤为如此。不仅如此，企业家和家庭是根据以货币标名的契约承担义务的。因此，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关键性的。

二、货币内生性

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假定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和控制的，因此，其货币供给函数，即Ms = Mo；货币供给机制只是基于基础货币（H）的机械的货币乘数（m）作用过程，即货币存量M = m *H。因此，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如何控制、通过什么工具控制——自由准备金还是借入准备金？

与此相反，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他们认为，货币供给“调整自身以符合商业要求”（卡尔多，1970），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和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在一定限度内，终将满足商业对货币的需要而不管中央银行做些什么。在其最极端的表述形式中，它是对萨伊定律的反用。某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已接近认为，由于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将会满足对于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领域，需求能够自动和充分地创造自己的供给。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通过调动闲置货币和节约交易货币，将发生沿着流通速度曲线的运动。然而，通过金融创新的中介作用，随着利息率的上升，又将发生流通速度曲线的移动。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反对主流货币理论，“主要表现为它对货币数量论中的因果关系箭头的颠倒：货币供应被看作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相反”（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页）。因此，他们具有与正统货币主义者所阐述的相反的货币与支出的因果关系。罗斯艾斯认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并且独立于利息率（即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

三、历史渊源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是由明斯基（1975、1978）、戴维森（1978）和罗西姆（1981）建立的。它强调货币—信贷流量从银行体系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的流动；或者同传统教科书的表述相反，因果关系是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指向负债方，即银行首先发放信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便在资产负债表的右端自动创造了活期存款。罗斯艾斯（1986）认为，“这种观点同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通论》中阐述流动偏好理论的证券—资产法更为一致。”（同上）。实际上，这种货币的“内生性”观点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反金块本位主义者和银行学派（见奥布赖恩，1975），他们强调“真实票据原则”（最近此观点由戴维森复兴，1989）及与数量论相反的因果关系。

米尔达尔1932年出版的《货币均衡》（1939）中清楚地复活了银行的“银行学派原则”并明确改变因果关系箭头方向。其贡献主要是认为 V是变化的，因果关系由P（或Y）指向M； 处于时间中的信贷合同是任何物价水平理论的中心，因为“信贷构成了支付手段总量的主要部分，或至少决定了流通速度”； 明确提出货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相互依赖性并进而否认后者的外生性。

50年代末期起，拉德克利夫报告中“一般流动性”命题（1959）的提出、格利和肖（1960）和托宾的“新观点”（1967）被认为是内生货币思想复兴的开始（参见宁咏，1999）。拉德克利夫委员会（1959）和卡尔多在英国议会的证词表明，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格利和肖（1960）[64]、托宾（1967）则从反面提供材料，力图证明政府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

格利和肖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格利和肖认为，战后经济情况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金融当局直接统治之外的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急速成长，无论货币机构或非货币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创造金融债权，它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由于货币当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从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格利，1960；格利和肖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