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固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温特劳布，1975；N. 夏皮罗，1978；菲茨吉本斯，1988）。明斯基（1975）更是生动地指出了凯恩斯理论的这个特点，他评论道，“失去不确定性的凯恩斯，就象失去王子地位的哈姆雷特一样。”凯恩斯认识到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而不是逻辑时间中运行的，“通过时间的运动则只能是单向的，从过去到将来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中译本第63页）。因此，今天和明天的差别是24小时，而今天与昨天的差别则是永恒的，因此经济行为主体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参见沙克尔，1967）。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不会重复的世界中，概率法则不适用，万花筒般的变化和根本不连续性是其特征，货币、传统和契约的存在因此而有了额外的重要性（参见沙克尔 ，1972、1974；戴维森，1984、1991）。也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解释了投资的易变动性和货币存在的基本理由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波动。投资决策是建立在猜想、本能和动物精神的基础上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预期很容易挫伤是不难理解的。持有货币的决策，本身是习惯方式，使人们保持了灵活性，因此推迟了特别无知时不可逆转的决策的制定。沙克尔（1968）发展了在真正不确定条件之下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经济行为人可能面对全新的环境，即他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环境，而且他们所作的决策，一旦实施，其结果就无法推翻。沙克尔（1968）用他的“判决性实验（crucialexperiment）” 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

拿破仑不能一百次重复滑铁卢战役，希望普鲁士人按一确定的比例来得太晚。他的战斗决策就是我称之为‘判决性实验’的东西，用判决性这个词是取抉择之意。如果他胜利了，重复在长期中是不需要的；当他失败了，重复是不可能的。

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假设有关未来的知识可以在今天获得，那么不确定性环境就成为风险环境，而风险是可测、可保险的，凯恩斯和其他宏观经济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就不存在了。

二、生产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对生产的货币理论给予了极大重视，它确定了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通论》阐述了货币在历史时间内影响经济的交换和生产过程的方式。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效率、流动偏好、既定预期及货币政策和银行经营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参见克雷格尔，1987，第2卷，中译本第106-109页）。早在1932年构思《通论》的阶段，凯恩斯就意识到传统理论中缺乏生产的货币理论（参见塔希斯，1987）[62]。在1933年初《通论》的草稿中，凯恩斯就区分了货币经济和那些不存在货币或货币只是虚构的经济。但在定稿中，凯恩斯没有将货币的基本作用明确表示出来，但是很显然，凯恩斯所考虑的问题不会出现在非货币的瓦尔拉斯经济中的（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56页）。

在《通论》第17章中，货币作为一种占有特殊地位的资产，具有零收益，同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其好处超过了它的可忽略的持有成本。凯恩斯认为，货币具有两个特殊的属性：它的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同时它的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的失灵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不会导致在货币或其替代物的生产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不过它将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因此，凯恩斯认为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会自动成立（参见克雷格尔，1985）。

凯恩斯的这些观点被后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发展、深化，他们强调不确定性、货币工资的中心地位既作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又作为经济的稳定或不稳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存量—流量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戴维森（1972、1978、1984）。戴维森运用《货币论》和《通论》中的马歇尔框架来分析不确定性环境下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其中马歇尔的“理性”行为人尽他们的努力做到最好。在积累理论中，他使用凯恩斯关于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理论，将投资支出的流量和资本存量联系起来。戴维森和克雷格尔（1983）使用现货和期货市场以及它们的价格的同样对比来阐明《通论》第17章的分析，认为在《通论》第17章中和积累相联系的真实力量和决定利率的货币力量走到一起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货币的特殊属性和基本性质（即灵活性），正是由于这个性质，非充分就业均衡才有可能。因为，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微不足道，将需求从商品转换到货币不一定创造充分就业。戴维森（1980）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1936）的货币与货币工资关系的认识，他强调货币的灵活性升水的作用，因为合同是以货币形式固定的，货币工资通常是十分稳定的。正是货币的灵活性使得工资以货币的形式而不是其他商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货币工资相对稳定的事实，为货币经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明斯基（1975，1978，1982）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认为是从《通论》中继承下来的，这个假设涉及一个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理论。明斯基（1975）认为，这种波动是真实因素和货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对所承担的财务履约义务（即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方，他们是根据其初始预期而发生的）含义作出反应时，预期的现金流量不能实现就会造成过度的真实运动。而利润流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性和必要性，正是引起大量债务的原因。在明斯基看来，在债务-通货的紧缩过程中，两者是不平衡的，因为通货的紧缩将导致现金流量的减少（即价格或销量的下降）和现金履约义务（债务）的增加。因此，债务-通货紧缩过程使生产单位（企业）在融资方面更加无力，更容易破产。

三、有效需求原理

奇克认为“后凯恩斯主义分析以其观点的多样性和不断分化而著称”（参见阿马德奥，1989，奇克的《序》）。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分析方法就集中体现了这个说法，虽然几乎所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承认“有效需求原理”是《通论》的关键。

对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主张与时间和货币密切相关。在这里，马歇尔对《通论》的结构产生了实际的影响。首先，凯恩斯深化了马歇尔的“时间”观念，“时间几乎处于每个经济问题的中心”，时间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人在期初和期末是不同的”（马歇尔，1920）。在这种不确定的世界里，经济行为人因不完全的信息和了解未来的不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出错，而这种错误不可能毫无代价地消除。在经济波动时期，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资产即货币的存在，使得经济行为人推迟购买特定的可生产商品（尤其是投资品）。凯恩斯特别强调研究有效需求中的投资部分及其促使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动机的因素。其次，马歇尔认为对劳动力需求源于对由劳动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在总量层次上对此做了一般化，并得出劳动市场未必出清的结论。第三，《通论》中应用了许多局部均衡的方法，而不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有经济问题依次解决的办法；凯恩斯以局部均衡方法阐述一动态理论（即移动均衡分析），试图证明均衡是存在的，失业可能持续下去，凯恩斯把马歇尔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从马歇尔那里得到了其中宏观层面上的东西。第四，马歇尔虽然保留了新古典的两分法，但他削弱了它的价值理论，做法是使用供给和需求的长期力量解释长期状况和与之相关的长期正常价格；凯恩斯虽然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信条，但是在《通论》中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完全从价格的供求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与他在《货币论》中关于部门价格水平的理论，在其中货币工资水平和利润差额分别成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的观点相比倒退了一大步，因此《通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是薄弱的。

在《通论》中有效需求还与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和银行系统的货币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消费倾向表明企业家若不想亏损就必须按照收入增加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缺口的大小来增加投资；而货币生产经济中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则解释了，为什么与资本边际效率有关的利率的基本特性使得投资率很有可能严格按照这一缺口的大小进行调整。由于企业家追求货币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就业或实物产出最大化，所以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投资决策必然导致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凯恩斯关于就业水平限度的论述，使得任一水平，包括充分就业，都可视为稳定均衡；因此凯恩斯经济学是比经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更为一般的理论，因为在萨伊定律中只有劳动市场实现作为给定的充分就业限度的规定，才是唯一稳定均衡。此外，凯恩斯不接受小企业接受价格的观点——这些小企业总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营运的。因此他强调有效需求对企业的意义：总需求可能会自发地发生变化，因为投资不仅取决于长期预期，还取决于银行货币政策。这里的关键是银行可以在无需先有储蓄的情况下创造货币，这就逆转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