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人—局外人理论也试图解释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真实工资刚性会持续存在（有关这一理论的评述可参见鲍尔，1990）。这一理论于80年代由林德贝克和斯诺尔（1985、1986、1988a、1988b）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所谓局内人是指在职雇员，而局外人则是那些失业工人。在效率工资模型中，是企业决定了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而在局内人—局外人模型中重心转移到局内人的权力，认为他们至少部分决定了工资和就业决策。这些局内人的权力来源于员工变动成本（turnover costs）,包括招募和辞退成本，如搜寻劳动市场的成本、广告和筛选成本、就工作条件谈判的成本、法定的解除就业补偿金和诉讼成本等；其他重要成本与生产有关，来自于培训新雇员的需要，以及局内人与新雇员合作或压制他们能力所带来的成本。　　

四、 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主流经济学中有三种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1）灵活价格、货币失察均衡经济周期模型；（2）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该模型已成为新古典均衡理论家所推崇的主要对象；（3）强调某种成分的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例如费希尔，1977；费尔普斯和J.b.泰勒，1977；J.B.泰勒，1980）。80年代中期所谓的“海水—淡水”两派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在粘性价格预期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之间的争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产生总量扰动的冲击之源可能来自供给方面或需求方面，但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也指出，在经济中存在着一些摩擦和缺陷，它们将放大这些冲击从而导致大的真实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对他们而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冲击来自何方，而在于经济如何对其作出反应（斯蒂格利茨，1993）[94]。

在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中，就总量波动有两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也是占主流的做法是，沿着非均衡凯恩斯主义者的思路（莱琼霍夫德，1968），强调名义刚性的重要性，认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与协调失灵有关（鲍尔和罗默，1991；莱琼霍夫德，1992；曼丘，1994）。这类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在短期内价格和工资没有调整（菜单成本和真实刚性的共同作用），工人的工资至少在一年里处于一个特定的水平，企业通常确定自己的价格，并观察在此价格下市场的购买情况；但最终价格将开始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的水平，总需求最终将等于潜在GNP。在这类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里，货币冲击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但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

第二条路径是追随凯恩斯（1936）和托宾（1975），认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不是主要问题，即使在工资和价格是充分灵活的，产量和就业仍然可能不稳定。因此，他们集中探讨工资和价格灵活性的潜在不稳定冲击。托宾（1975）认为，在《通论》第2章和第19章，以及《通论》第269页中，凯恩斯明确指出，他的结论（总需求不足导致的非自愿失业均衡）不取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相反，价格刚性可能大大降低总量波动的幅度。托宾对那些继续强调名义刚性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参见托宾，1993）。沿着这种思路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模型中，尽管真实刚性很重要，但它不依赖于名义价格和工资的粘性。例如，在著名的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a、1993b）模型中，假定产品市场上的厂商是风险厌恶型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个市场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因此厂商以权益证券形式的融资受到一定约束。权益证券配额的企业只能通过部分多样化降低面临的风险。由此而来的对债务而非权益证券的新发行的依赖，增加了厂商破产的概率。尤其在萧条时期，对企业产品需求的减少使厂商更易破产。由于与价格灵活性有关的风险大于来自产量调整的风险，因此，厂商破产的概率随着产量提高而递增。厂商作出生产决策时必须考虑破产成本，所以在需求减少时，一个风险厌恶、权益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都倾向削减产量。企业净值的任何变化和企业感觉到的风险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其结果需求引致的衰退很可能导致总供给曲线是向左移动。这些事件的结合可能使得价格水平保持不变，尽管在此模型中没有阻止价格调整的任何摩擦，但价格灵活性通过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将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在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是相互依赖的，而“‘需求’与‘供给’冲击的两分法可能充其量是一种误导”（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b，第103页）。一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考察了信贷配额行为（例如，贾菲和斯蒂格利茨，1990）通过提高金融中介的真实成本来放大一个经济冲击的影响，因此而来的信贷挤出（逆向选择）可能将衰退转化为萧条。伯南克（1983）据此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程度之所以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经济中信贷体系的崩溃，而非货币供给的下降。　　

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新古典化：总的看法

诚如前述，凯恩斯《通论》（1936）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在《通论》发表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基本上接受了凯恩斯以收入-支出模型和IS-LM模型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形成了一种与“新古典研究传统”对立的“凯恩斯研究传统”。“新古典研究传统”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价格机制在解决基本的配置和生产问题上的效率，而这些基本问题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凯恩斯研究传统”则强调看不见的手的缺陷，特别是在产量和就业的总水平方面的缺陷，主张通过有限的政府干预来解决。两种研究传统的对立的集中表现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阐释的市场失灵和非自愿失业这类凯恩斯主义命题，并不能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瓦尔拉斯一般竞争均衡理论“和谐”并存。在后一理论中，理性最优化个人的行动将保证所有市场（包括劳动市场）均有灵活价格出清，因此，对于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瓦尔拉斯模型而言，不可能出现对充分就业的偏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即“新古典综合”[95]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占支配地位，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着重依据希克斯（1937）对《通论》的解释以及莫迪利亚尼（1944）、帕廷金（1956）和托宾（1958）对这种解释的修正。萨缪尔森的畅销教科书使凯恩斯主义观点和新古典观点的综合方法的传播普及化，并对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产生了影响。尽管萨缪尔森和其他人试图调和这两种研究传统，一方面在其宏观经济学中保留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特征和货币的特性，另一方面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特征，从而形成一个“新古典综合”。但这样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正统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融合就如油和水的融合一样。

二次大战后在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教科书熏陶出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更加坚持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宏观经济学。帕廷金（1956、1965）通过实际余额效应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变量区分为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从而把瓦尔拉斯经济区分为真实领域和货币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在帕廷金之后，真实领域和货币领域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一直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帕廷金（1956）的影响下，由克洛尔（1965）、莱琼霍夫德（1968）通过引入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来解释经济波动问题。对新古典综合批评首先来自于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96]。这涉及到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传统解释的逻辑一致性问题，然而，要想获得一种逻辑一致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体系）－凯恩斯体系是困难的。这一困难被希克斯所表明，即当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把货币和不确定性以及刚性价格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将会涉及到“动态”分析，由此会导致存量与流量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希克斯，1985年；参见马林沃德，1986）。

对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批评来自货币主义。在弗里德曼（1956）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即所谓“名义收入的决定理论”中，把货币需求作为作为全部资产和收入的函数并联系到各种利息率，通过实际余额效应来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会影响到全部资产和收入结构的稳定，由此推论出“货币至关重要”，作为对“凯恩斯研究传统”的挑战。作为与新古典综合派相竞争的理论，货币主义决不是恢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和货币数量论，而是一种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上的货币数量理论，其中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假设或因素被吸收和包括进来。最突出的一点，为了解释通货膨胀，他把瓦尔拉斯均衡作为实际变量而区分出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并一此来解释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影响；作为对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批判，货币主义特别强调货币联系到存量与流量的相对价格的性质，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发展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分析方法，其经验研究正是在于寻找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反例和显示货币主义观点的经验证据，以替代标准凯恩斯主义模型。在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中，工资和价格调整公式是依据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得出的，弗里德曼（1968a）发展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对前者是致命的一击，证明了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是建立具有内在缺陷的理论基础上的，但它并未构成根本性的理论挑战（参见莱德勒，1986）。凯恩斯主义者通过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以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和供给冲击两方面影响，将货币主义的影响吸收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