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不可能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对此，最简洁的分析当推瓦尔拉斯的“等价分配定理”。令p、xi和wi分别代表价格、第i个人的最终商品配置和第i个人的初始商品配置，所有要素的向量空间均已给定。如果对于具有确定的偏好和初始商品分配（wi）的个人来说，[p,(xi)]为均衡的最终配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同偏好和任何其他初始分配(wi‘)的个人来说，[p,(xi)]也是最终的均衡配置，就是说，对于所有这样的人i，∑wi’=∑wi和pwi‘=pwi。可见，上述无交易的分配(wi’=xi)同个人和商品之间交易并非不重要的那种初始分配，处于同一等价组内。交易抑或无交易，对于这一模型来说都没有任何差别。克洛尔（1967）通过引入“交易前的现金”假设作为货币约束条件（商品不能直接与商品交换，而只能与货币先行交换），将瓦尔拉斯的等价再分配组精确化：即修改传统的预算约束p(xi-wi)=0, 假定所有购买的商品价值p(max[xi-wi,0])不可能超过期初持有的比如商品1的价值piwi1。但克洛尔仍需证明这个货币约束条件何以必要，特别是附加的约束条件减少了瓦尔拉斯的物物交换体系中可供选择的机会，作此证明尤其必要（参见奥斯特洛依，1987）。
因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一些性质：
第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是没有时间的。即所有交易在一系列集市日的任何一个集市日结束前并没有成交，只有在价格达到均衡价格的一个时点上交易才进行，因而交换具有同步性。
第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完全的信息，不存在不确定性。瓦尔拉斯的拍卖商掌握了所有价格的信息（包括现在和未来市场），因而在市场均衡价格的搜索过程中，所有交易者均完全了解全部价格的全部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无成本的，因而交换不存在不确定性。正如戴维森（1981，载贝尔和克里斯托尔1981，中译本1985）所述，“均衡位置被设想为唯一地取决于一套初始时刻任意规定的条件、偏好和政策。任何发生在初始时刻之后的没有预料到的活动（至少在其实际意义来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不可能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因为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结构中，他是完成了交换理论之后引入货币，显然是把货币现象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添加物，而不是当作交换机制之不可或缺的部分看待。
第四，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假设的拍卖商的存在，对市场交换过程暗含着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因而也排除了分散化的交易安排。
第五，瓦尔拉斯“齐次性”假定，表明无货币幻觉。
因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描述的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是实物经济的一般均衡，在这里没有货币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货币只是价值标准或标准商品，起到货币计价单位的作用。一般均衡理论家从瓦尔拉斯模型的性质着手，通过修改或引入一些中间性假设，来解释一般均衡框架中货币的存在性问题，包括引入不确定性(德布鲁，1959)、时间和信息（奥斯特洛依，1973；brunner&meltzer）、交易费用（尼汉斯niehans，1969）等，这些研究思路是强调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另一种思路出现在交迭世代模型中(萨缪尔森，1958)，将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来使用。非主流经济学的解决办法，是修改瓦尔拉斯的“拍卖商”的假设，特别是引入奥地利学派较为分散化的交易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中，经济行为人连续不断地捉对交换，例如奥斯特洛依（1973）、奥斯特洛依和斯塔尔（1974）分析了在时间、了解均衡价格之外是信息、手头的商品存货、以及为进行贸易而集中地实施预算约束条件这几个因素之间相互置换关系；琼斯（1976）也运用连续不断捉对交易模型提出了一个成为分散化问题之核心的定理[75]。
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
货币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持有货币？在包含了货币后，真实世界与阿罗—德布鲁经济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参见卡尔?沃尔什，1998，中译本第32页）。货币经济学文献大致遵循以下三种思路来解答：（1）假定货币能产生直接的效用，从而将货币余额引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中（西德罗斯基，1967）；（2）假定存在某些形式的交易费用来引入对货币的需求。这类模型或假定存在高昂的资产转换费用（鲍莫尔，1952；托宾，1956），或假定某些类型的交易必须通过货币媒介才能进行（克洛尔，1967），或假定直接的易货交易代价很高（清泷和赖特，1989）；（3）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主要用于资源的跨时转移（萨缪尔森，1958）。
第一类模型称“效用函数中的货币”（MIU）。货币效用函数模型最早由西德罗斯基（1967）提出，该模型假定经济行为人的效用直接来源于消费商品和持有货币，而持有真实货币余额能产生直接的效用是保证货币需求的一种方法，由此，消费者在均衡状态下会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此时货币的价值大于0。做出这个假设显然是为了简化问题起见。这种假设认为货币的价值在于货币能产生直接的效用（只需对效用函数做出适当假定便可以证明），这等于赋予了货币一项职能，这与新古典货币理论的传统观点，即货币的价值来源于货币的使用——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方便交易。因此它引起了不少批评：一方面，批评者认为，这样的假设等于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即它既未能告诉人们为什么持有货币能产生直接的效用，也没能说明，为什么特定的被称为货币的纸片能够带来直接的效用，而其他纸片则不能；另一方面，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货币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货币只能通过媒介商品流通而提供使用价值，因此，他们主张对货币的研究重点应是货币的交易职能。
第二类模型的分析重点是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其中最著名的是克洛尔（1967）提出的“货币先行约束（CIA）”模型。即修改传统的预算约束p(xi-wi)=0，假定所有购买的商品价值p(max
但是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引入并不能自动地导致货币交换。因为必须证明，用A直接交换B的费用高于用A交换货币，再用货币交换B这种间接交换的费用。货币的自然特性比如便于携带、耐久性、可分割性等，虽然表明此种物品（比如金属货币）的交换成本较低，但是罗列这些特征，仅仅描述了一种已被接受的一般交换媒介受人欢迎的特征，但未解释人们何以要接受它。
虽然对于将货币引入一般均衡框架这个目的而言，MIU、CIA都是非常有用的方法。然而，两种方法都未能把握货币在现实经济中所发挥的真正作用。MIU模型假定货币能提供直接的效用（相当于货币在交易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而将货币引入均衡分析框架。但它没能进一步阐明交易的本质、交易可能引致的成本以及交易的具体方式。CIA模型所提出的思路是：必须使用某种形式的名义资产以便利交易的进行。该假定意味着不存在其他形式的交易，这显然过于严格。货币（现金）先期约束意在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但是人们同样希望能从交易技术的分析开始，以便了解为什么有些商品和资产能够充当货币，而有些却不行。
新近一些研究以搜寻理论基础，对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交易本质会导致“货币”的产生（有关文献可参见琼斯，1976；戴孟德(Diamond)，1983；奥尔(Oh)，1989；清泷(Kiyotaki)和赖特(Wright)，1989、1993；特里琼斯(Trejos)和赖特，1993、1995；S. 史，1995；里特尔(Ritter)，1995）。这些模型假定单个经济行为人必须用自己生产的产品交换消费品。在每一期中，经济行为人随机地与其他行为人相遇，并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在一个物物交换经济中，只有在“需求的双重巧合”情形下交易才可能发生；在生产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下，物物交换的可行性就大大降低。清泷和赖特（1993）在其模型中假定物物交换是有成本的，但若使用纸币则可消除这一成本。因此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具有特殊交易性质（即与商品的交换无成本）的“货币”，这一假定的意义和MIU模型直接将货币引入效用函数，或CIA模型假定某些特殊类型的交易必须通过货币完成是大致相似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清泷和赖特认为，在商品交换中，经济行为人是否愿意接受货币取决于其主观的判断：即未来用货币交换商品可能性有多大。
第三类方法最早出现在交迭世代（Overlapping Generations）模型。这一模型来源于萨缪尔森（1958）的“纯粹消费信贷”模型，该模型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利息率为什么是正值，货币是作为“社会设计”而引入的。它被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某些目的而加以发展和系统化，成为与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经济外的另一种新古典一般均衡范式。与阿罗—德布鲁模型一样，交迭世代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样忠实于关于经济行为人最优化、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的新古典方法论假设（参见吉纳科普洛斯，1987）；所不同的是瓦尔拉斯均衡总是帕累托最优的，而OG模型中却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可能性，这种“帕累托缺口”的存在表明，可以通过引进一种交易资产而弥补缺口，尽管该资产没有内在的价值但可以使得接下去的几代人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因此，货币起着代际之间的转移机制的作用。华莱士（1987）把这一模型作为新古典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进行了最为一般性的讨论，宣称“交迭世代框架是描述一般均衡理论中的货币的天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