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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学派强调货币当局不应任意增加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而只能随非银行公众的需求相应增加,图克对纸币与银行券之间这一关键差异作了如下解释:“不仅在于规定它们数量上的自由兑换界限,而且在于发行方式”(图克,1844,第70-71页;富拉顿,1844,第3章;威尔逊,1859,第48、51-52、57-58页)。与此相反,通货学派完全把“货币周转”与“信用”等同起来,这在经济上搞错了(马克思,1973,第123页)。银行券的预付并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只是改变了货币的“构成”,允许掌握在公众手中的一种金融资产代替另一种金融资产。超额的银行券以存款形态或金块需求的方式返回银行(图克,1844,第60页;威尔逊,1859,第58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5篇)。回流法则认为,经济自由兑换不仅依靠银行券同铸币兑换的法定权利来保证,而且通过保持预付贷款的银行券与到期返回银行的银行券之间的平衡来保证。假如,贷款发放发生于代表现实或(在一定时限内)潜在价值量的商业票据,那么,“在长期内,回流和发行将总是互相平衡的”(富拉顿,1844,第64-67页;马克思,1973,第131页)。

银行学派没有想象能够靠货币手段消除经济周期,而是发展了一套新的准则。依靠这些准则,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和准备金管理来影响“信用状态”(图克,1844,第124页;富拉顿,1844,第164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447页)。在古典分析的框架内,正是银行学派逐步走向建立一套现代货币管理的基本原理。

三、自由银行学派

自由银行学派基本观点是主张建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自我调节的货币(纸币)发行机制,反对英格兰银行对纸币发行的垄断;认为过度的纸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即经济波动)只适用于英格兰银行纸币,正是英格兰银行扩大和最终收缩它的纸币发行引发了价格波动:最初银行的行动降低利率,最后提高利率,因为可贷资金供给最初上升而后下降。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它能够造成这种波动,而在竞争的银行体制中则不可能发生。自由银行学派的理论依据同样来自真实票据学说。

五、“通货—银行”论战:小结

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分歧首先来自对货币定义的不同。在关于金本位论战期间,流通媒介是由金银铸币、英格兰银行纸币和国家(指伦敦以外地区)银行纸币组成,而汇票和银行存款在批发交易中是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通货学派(包括金本位主义者)将“通货” 定义为金银铸币、纸币(银行券)等流通媒介上(李嘉图,第3卷;诺曼,1833,第23、50页;麦克库洛赫,1850,第146-147页;参见科里,1987;奥布赖恩,1987等);银行学派对货币理解比较宽广,体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图克对通货原理的支持者指出,“货币”必须被理解为不仅是金银铸币和纸币(银行券),还包括支票、汇票、结算单据以及任何形式的可以作为流通媒介组成部分的、在日常交易中发挥货币功能的信用票据(图克,1848;参见皮威蒂,1987)。“几乎不存在可以对信用进行归类的形式,在该形式中,信用经常被要求执行货币的功能;无论这种形式是银行纸币,还是汇票,或者银行支票,该过程在每一个实质特征方面都是相同的,结果也相同。”(富拉顿,1844,第64页)。银行学派看到了可用支票的银行存款取代纸币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因此,纸币发行与黄金准备的关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调节银行业的活动。通货学派的支持者虽然也意识到银行存款能被用来作为购买力,但他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纸币(Bank note)发行的数量决定银行存款的数量。正如汉森(1983,中译本第174页)所指出的,“到头来却正相反,正确的还是:纸币发行的规模决定于银行存款水平”。因此,纸币发行的规模与其说是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如果认为合乎需要的限制货币数量,唯一可以起作用的方法首先是由银行来限制信用膨胀(同上,第173页)。但毫无疑问,扩展中的经济要求有弹性的通货。1844年银行特许法对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施加的严格限制,要不是钞票已很大程度地为银行存款所代替,使用支票提取存款已成为这个国家工商界使用货币的主要形式,那很有可能导致19世纪后半期价格持续下跌,还很有可能伴随对生产的严重遏制(同上,第157-158页)。

早期新古典货币和信用周期理论

早期新古典货币和信用周期理论

早期的新古典货币理论是指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前的传统货币数量论及其发展形式——即信用周期理论。这一时期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本特征是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两分法。新古典经济学将影响市场经济活动的因素区分为“真实”力量和“货币”力量,“真实”力量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要素”的物品收入,而“货币”力量则决定了一般物价水平。“真实”力量有建立均衡(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强大趋势,而“货币理论”只是分析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偏离充分就业”一类现象(参见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294页)。

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由杰文斯(1871)、门格尔(1871)和瓦尔拉斯(1874)各自独立地发表了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经济学著作,这就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边际革命”[38]。边际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这场“革命”的最初效果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直到19世纪末,新一代经济学家才采用边际主义的新“范式”(按照库恩的语言)指导他们的工作。这些经济学家是庞巴维克(1888)和维塞尔(1889)发展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把边际效用论扩展到资本理论和分配论;帕累托(1906)发展了洛桑学派的思想,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并用此论证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间,埃奇沃思、马歇尔[39]、J.B.克拉克、威克斯蒂德、魏克塞尔等相继提出了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特别是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在边际理论中成本和价格间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种广为接受的解决办法,即确立了由相同原理确定的关系: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价值取决于相似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事实上马歇尔在《原理》中提出的是一种同时决定价格和生产成本组成部分价值的新的一元化理论,即供求规律。用马歇尔(1890)的话来说,就是:“当‘边际效用和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和价值一样受一般供求关系的支配’时,‘生产成本原则’和‘最终效用’原则是供求万能法则的组成部分。”马歇尔支配了英语世界的经济学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甚至到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坎布斯,1987)。

但边际主义和它倡导的公理化的逻辑分析方法迅速取代古典经济学、并牢固占据统治地位(期间只有凯恩斯经济学对它提出了挑战),却是不争的事实。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固然与其历史背景、社会哲学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5页;柳欣,1994,第7页),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非公理化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中的一些矛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中,产品的价格是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自然”报酬率推导出来的,它们依次由三种分离的理论来解释:地租是边际耕作成本的级差剩余决定;工资由再生产劳动力的长期成本决定;而资本利润率被看作是一种剩余。因此解释土地和资本的价值的原理与解释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而边际主义的“新经济学”却提出了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新的一元论(参见布劳格,1985,第298页)。此外,古典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的老大难问题也依然没有解决。斯密曾用水和钻石的自相矛盾情形来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水无疑很有用,然而它的交换价值却很小;另一方面,钻石并非生活必需品,其交换价值却很大。商品如果要用来交换的话,显然必须有用,但有用却不能决定交换价值。斯密甚至暗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负相关的(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5页)。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与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相联系的。其背景是由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教科书培养起来的一代经济学家在学院经济学的讲台上发动了一场“边际革命”。他们把机械力学的均衡原理和数理逻辑引入经济分析,以建立比较严密的公理化逻辑分析体系。瓦尔拉斯认为:“这种经济学纯理论是在所有方面都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1985)。它是按照牛顿所创立的古典力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1984)。

这种公理化的逻辑演绎体系是从某些前提假设出发建立起来的。首先他们认为前提假设应具有公理化的性质,即是被人们普遍感觉到或被经验证实[40](门格尔,《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在这点上,他们批评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过于狭窄,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批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钻石和水何者价值更大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违反经验的,如生存工资假设,正是基于这一点。新古典理论完全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命题,他们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稀缺的商品”来取代古典学派的“生产的商品”,用交换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用资源配置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新古典理论的这一套假设和命题使其能够采用当时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数理逻辑和物理学的均衡分析,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逻辑分析体系。这就使新古典理论比古典经济学更显得具有逻辑一致性,从而取代后者而成为正统经济学。

然而,这种新古典理论对古典理论的取代意味着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转向了纯粹的技术分析,作为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量分析完全被相对价格的分析所取代,所遗留的总量问题和货币理论则完全为货币数量论所支配。

新古典货币数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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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确实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随记)第4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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