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货币理论是整个古典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典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斯密和李嘉图之间，各自的货币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货币和信用领域，可以区分两个明显不同的学派：一派经济学家以李嘉图为首，包括金块论者（金银本位主义者，即1810年金块通货报告的支持者）以及后来的通货学派；另一派包括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马克思曾有保留地赞成过这个学派的观点。
一、古典货币理论的共同基础
如上所述，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在货币理论和政策上存在分歧与争论，古典货币理论仍然有着共同的基础或理论框架：
首先，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自然的和谐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且这种和谐一直延伸至货币和信用领域。李嘉图和通货学派强调商品的产出总量和商品货币的总量的和谐均衡，并论证了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之中，均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按照这一观点，货币在资本主义交换中是次要的，是实际经济活动的面纱。银行创造的信用能够扰乱可能存在的和谐，并导致商品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则强调，只要银行贷款的支付以非投机性为原则，在商品产出与信用货币关系之间的和谐同样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其次，与前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性质的认识不同[24]，古典经济学家却把货币看作“真正的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可靠地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可以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它的价值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Petty,1963,v1,p33-34;Smith,1776,p24;Ricardo,1821,p85-86）；而商品货币还是价值尺度，商品的名义价格显然是它们的交换能力的尺度。把价值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
第三，古典货币理论主要探讨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实际问题，在这方面，交易方程式MV=PT为各种货币理论学说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因为它所表述的经济关系简单明了，而这些关系本身并不含有因果联系。这里，M代表货币供应量，V是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T是商品交易量。这个方程式也可以写成MV=PQ，Q代表实际总产出，V为收入流通速度（格林，1987，中译本1992）。有争论的不是现实经济中两者的相关性，而是因果关系的方向问题。
面对新发现的美洲金银矿所生产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只是意味着单位货币的贬值，而不象重商主义提出的是增加财富的方式。休谟由此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把遍及整个欧洲的价格水平的上涨完全归因于货币的扩张；而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把价格革命的起因追溯为货币现象，而是归结为金矿生产成本的降低（内夫Nef,1941；欧斯威特Outhwaite,1969；维拉Vilar，1976，p343；参见格林，1987）。古典经济学进而认为，从长期看，在经济活动将受到长期因素制约的情况下，交易方程式中P的波动幅度将在价值理论基础上确定；由于萨伊定律和制度因素各自作用，Y和V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P是方程中的自变量，而M则是因变量。商品（或货币）生产成本的变化所引起的P的任何波动，都对M具有相应比例的影响。这种“真实”经济部门货币总需求的决定以“古典两分法”著称，并构成了基本的古典流通法则（配第，1963；斯密，1776；李嘉图，1821；马克思，1867）。换言之，在古典经济学中，因果关系是从价格影响到货币，而不是像我们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和新古典货币主义理论中所看到的那种相反关系（伊特韦尔，1983；格林，198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可能运用的货币数量必须取决于其价值量”（李嘉图，1821）。流通过程中运用的货币采用何种形式，这并不影响上述论断，因为不论“货币的”数值大小如何，V将是确定不变的。
二、古典货币理论的分歧
如果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进一步扩大到长期经济因素的研究以外，那么本来不会产生古典经济学是否包含“货币数量论”这样的问题。当古典经济学家考虑短暂因素的作用时，外生变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尤其需要作出解释。于是，在这一问题遇到了货币定义和金融组织性质上的麻烦。如果按萨伊定律保持Y不变，那么只剩下两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一是价格调整即改变P；或者二是数量调整即改变V（通过贮藏或不贮藏）。这正是两派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实质。一派以李嘉图为首，包括金块论者（金银通货主义者，即1810年金块通货报告的支持者）以及后来的通货学派；另一派包括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马克思曾有保留地赞成过这个学派的观点。
占主导地位的李嘉图学派坚决主张Y和V都是始终不变的。因此，按照这种观点，所谓货币数量“理论”就根本没有理论，而只不过根据假设的萨伊定律所得出的推理结果。通货膨胀的过程被看作是用以纠正货币偏差的过渡机制：“我实际上假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商品价格的涨落会同货币收缩的升降幅度成相应比例”（李嘉图，1823，P93）。
另一方面，货币数量论的反对派在试图解释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时，意欲放弃逻辑上的一致性。他们较流行的解释一般把调整的重点放在V上，虽然他们认为调整的幅度应根据M的组成情况而定——要看货币供应是金属货币、纸币还是信用货币。这种学说的缺陷是未能摆脱萨伊定律并提出一种储蓄—投资过程分析，也就是一种产出理论。
一、货币与交换价值理论
第一，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斯密（1776，上卷，第4章）对货币的起源进行了早期与全面的讨论。货币产生于交易与分工的发展。在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情况下，生产者必须用他们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同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交换。然而商品的直接交换常常“极不灵敏”，因为生产者的需求各不相同。这样一个“谨慎的人”就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同上，中译本，第20-21页）。贵金属由于其不易磨损性和可分割性而最适合这种要求，“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同上，第21-25页）。金属货币在开始阶段是根据其重量来计算，但是由于每次交换中产生的对金属的磨损和不可避免的搀杂使用，导致国家以重量为基础的铸币的出现；然而不久，硬币仅仅根据形式而不是重量进行流通，这样便建立起商品的名义价格。
第二，斯密从理论上把货币界定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可靠地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可以克服物物交换存在的问题。商品的名义价格显然是它们的交换尺度的能力。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斯密认为“价值”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二是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同上，第四章）。
第三，斯密第一次权威性地阐述了古典交换价值理论，把价值与劳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了古典理论的基石。“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斯密虽然把硬币当作货币金属的习惯性划分，但他的劳动价值论使他能够以人类所付出辛劳的货币与商品生产为基础，断定商品与货币在交换中发生联系之前，它们就已经有了相同的标准，即“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
第四，斯密还区分了“真实”（价值）和“名义”（货币）价格（同上，第五章）。商品或货币的真实价格即劳动价格，但货币的“真实”价格是受其生产条件变化的影响，所以用来充当货币的金属不能成为这种固定不变的尺度；金属货币所能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建立“名义价格”，这种价格随着金属和货币中的金属含量的价值而呈反方向的变化。除了区分实际和名义价格外，斯密几乎没有涉及名义价格的计算体系，没有涉及它同货币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斯密的价值分析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概念是相当含混的，特别是在物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在交换中被商品支配的劳动上更是如此。“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同上，第5章，中译本第27页）“等量劳动，对于劳动者，虽常有等量价值，但在雇佣劳动者的人看来，它的价值时高时低。”（同上，第29页）斯密交互使用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的定义，而这必将在涉及相对价格时产生矛盾的结论。
第五，虽然斯密（1776，上卷，第1篇，第4章）关于促使货币产生的动力是专业化的见解已被普遍接受，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中译本1999）进一步指出，分工和专业化是货币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货币的出现是分工演进的一个结果。当生产资料生产的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货币，高级分工就不可能实现；而纸币可以代替商品货币大大地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和生产率。在他们的模型里引入了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因此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生产力依专业化水平而定，而后者又取决于交易效率。因为货币的产生影响交易效率，因此也对生产力有重要影响；而纸币的产生由于促进了分工而可能提高生产力。杨小凯和黄有光模型是一个可解释货币出现和货币对生产力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是一个将货币的产生内生化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古典框架内的货币的产生和货币的作用的新古典解释。
二、“流通渠道”与真实票据说
在任何一个特定阶段，商品交换领域都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货币量，是古典经济学的特征性观点；而必要的货币量取决于商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流通速度。在这方面，斯密的观点既不同于其挚友——休谟的金属货币数量论和水平的铸币—价格国际流动理论，也不同于其后来者、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巨子——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硬币的国际流动理论，甚至没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共有的交易方程式。
（一）“流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