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怎样增加货币供应量。劳认为，金属货币的匮乏会导致生产与就业的不足。但他反对依赖出口剩余（由禁止进口造成）来取得丰富的货币供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必须通过信用过程补充货币供应量，这意味着银行必须被创造出来，并以其储备为支持发行贷款。“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同上，第25页）；“扩大保证支付货币的信用，必须与所拥有的货币数量成一定比例。既然我们所拥有的货币很少，扩大信用也就很有限。”（同上，第43页）劳的货币理论中蕴含着一种为以后某些货币理论家所发展了的概念的起源。然而，劳的实际创新是关于银行必须以土地为抵押发行可兑换银行纸币的进一步讨论。这一过程必须让白银失去充当货币的资格，并使土地完全可以转变为一种可以让渡的商品。劳总结说：“我建议发行的纸币，其供给与需求将永远相等，因而人们将得到雇佣，国家的经济状况将得到改善，制造业将得到发展，国内外贸易将得以进行，财富和实力将得到保持。”（同上，第75页）这种建议在当时时常有人提出，虽然在内容上不太一致；而劳终于在法国付诸实施并得到了灾难性的结果（参见赫克歇尔1931，第2卷，第234-236页）。
劳的著作所缺少的，但最终成为他的“体系”崩溃的一个原因的，是对银行纸币的数量应如何加以限制并因此如何保护相对于金属货币和商品的银行纸币的价值的分析。土地上的财产并不是银行纸币发行限度的主要依据。 斯图亚特（1767，第4册，第141页）承认劳，并抢救了劳思想中的很多开创性的观点，他被迫去寻找信用的“实际的”而非“想象的”基础。斯图亚特（和他之后的斯密）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利用关于英国第一次国民信用体系讨论的著作。
（二）斯图亚特及其对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批判
斯图亚特被称为最后一个重商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是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在货币理论方面已经超过了休谟（David Hume，1711-1776）[17]，并且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因此这里先介绍休谟的货币理论。
休谟（1752）在经济思想方面作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贡献是关于货币、价格和利息问题。他写《论货币》的主要目的在于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货币数量的多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根据就是货币数量论[18]。和洛克一样，他把货币看成是虚构的东西。货币只是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在交换过程中它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数量和用它来交换的商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依此推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货物的价格。他的货币观点使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将永远是与货币数量成比例的。因此，货币的绝对数量就无关紧要了。尽管如此，他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来的是影响贸易量和对货币需求的习惯的改变，价格也许不会有变化。可是，如果在货币数量增加了以后价格上涨，其影响将是有益的，因为那将刺激工业的生产。休谟对这一点的分析是特别透彻的。他步步追踪增加了的货币数量所走的途径以及货币逐步对于价格所施加的影响，使他发展了一种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价格—货币数量理论。
货币数量的增加之所以有益，仅仅是因为它的影响在表露之前还有一个时间间隔。“仅仅是在获得货币和价格上升之间这段间隔或中间的局面中，增加的金银数量才有利于工业。”各种商品的价格逐个地受到影响，在劳动的价格提高以前，货币的增加将加速每个人的辛勤劳动。（1752，第1卷，第313-314页，中译本第32-33页）换言之，休谟所描述的是后来凯恩斯所叫做的“利润膨胀”。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货币在减少的国家确实比当时货币虽不多却在上升的国家贫弱。”（同上，中译本，第34页）由此他从后门引入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观，并与他的货币数量论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休谟的论文《论利息》（1752，第1卷）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众所接受的理论：低利率是一个国家的贸易繁荣景象的最确切的标志。他追随配第、洛克和诺思，说明一个低的利息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可是他比洛克更进一步，否定了那种认为低利息率是货币过多的结果的见解，虽然他承认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各种因素中，他象诺思那样首先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供给与需求加以区分。他认为“借款者需求的巨大”和供给那种需求的财富的缺乏将造成高昂的利息率。反过来这些又是工业和商业活动数量微少的结果。遵循诺思的资本具有创造利润的性质的见解，休谟补充了第三个利息率的决定因素——来自商业的利润。他认为利润和利息是互相依存的。“货物营运所得利润低就促使商人更愿意接受低的利息。”另一方面，在他能够取得高利息的情况下没有肯接受低的利润”，低利润和低利息是商业繁荣的结果。（同上，第320-330页）
休谟的货币观点很快受到了斯图亚特的批判。在斯图亚特（1767）看来，货币的作用基于分工以及人们在需求方面的不一致，也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于货币的性质的认识，则类似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的观点[19]。“我理解的货币是这样一种商品，它们本身对人没有任何以上提及的物质上的用途[20]，然而从人对它的观念中，它却获得一种评价，变成了所谓价值的一般尺度，以及可转让的任何物品的一种适宜的等价物。”货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经济活动，“一旦货币这种想象的财富在一国大量涌出，奢华之风将跟踪而至；货币如果成为我们需求之物，人类便会变得勤劳，他们的劳动会转向那些促使富人偏爱的每种物品”。
在货币流通和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直截了当提出了反驳。“人们抱怨物价上涨。这对许多物品来说无疑是确有其事。它同我们的原理不能相容吗？价格上涨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国内有大量货币，尽管我承认国内货币多是事实，也承认这种情况同价格上涨不无关系，但是，影响价格以及总是调节价格涨落的直接原因，乃是需求的增长。既然在一定的金银量同一定的其他物品量之间应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我看不出当金银同物品之间数量比例保持不变时，价格何以变更。不论一国的金属货币增减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和竞争的原则涨落，而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给付等价物的人的意图，而不是决定于他们所拥有的铸币数量。”（参见斯图亚特，1767，第2册）
斯图亚特进一步认为，货币流通是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通道，这一过程代表着社会各大阶级之间的基本交换。如果在社会各阶级之间不存在这种相应的交换，消费将会受到限制，“勤奋”将会受到损害。因此，“政治家”必须监督经济活动。在这方面，金属货币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只要人们没有消费的意愿，他们就会将货币储藏起来，并使其从流通中消失。换言之，金属货币会造成国内货币的不充足，实际上会阻碍工业的增长。为了刺激“勤奋”，“政治家”必须把储藏的金属货币挤出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家”可以依靠银行所创造的货币。斯图亚特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实物财富的融化过程”，即通过银行流动负债发行而取得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因此，地主阶级就会增加其消费并刺激工业生产。
他对休谟的数量理论有一个总结性否定（同上，第95页）：“每一个国家的流通……必须永远与居民的产业、与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硬币降到可以用于售出的工业产品的比例以下，产业本身将会停止；或者一些创造物，例如符号货币，将会产生，为其提供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发现货币超过了产业的比例，它对价格上升将不会产生影响，它们不会进入流通领域，它们将在国库中被储藏起来，在那里，它要一直等到，不仅仅是财产所有者希望消费的呼唤，而且勤奋对于这一呼唤满意为止。”
这是一个建立在金属货币储藏、对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能够适应流通的需要以及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对货币数量论的毫不妥协的批驳。这些概念，比如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在19世纪上半叶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论战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的争论中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中一再出现；而货币非中性的概念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在回答休谟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急剧减少只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斯图亚特（同上，第98页）认为，如果纸币被取消，产业将崩溃，直接交换本身会迅速代替被摧毁的货币交换。价格的确将下降，但不会维持其与货币数量的原始比例。而且，从广义上讲，在一个自由的功能健全的市场上，货币不是一个“商品的代表”。最后，斯图亚特认为，不可能根据货币数量任意变化的假设，得出关于价格的任何结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变成消费者需求的扩张，而货币数量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产业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
在对休谟的批判中，斯图亚特运用了“符号”货币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信用货币：“银行纸币、银行信用、票据、债券和商人的帐目记录（同国内记帐给与获取的信用）是包括在符号货币”这一概念中的许多信用形式的几种”（同上，第39页）。
与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不同，货币数量论反对者一般对法币和信用货币进行区分，并试图找出信用货币在信用体系运行中的行为原则。然而斯图亚特并没有提供信用货币波动如何和银行政策相联系的理论分析。他主张实行完全的证券担保，但确没有在银行正常运行和工业资本家与波动之间建立联系。斯密（1776）为信用货币的回流提供理论基础（虽然存在很多谬误），该分析被后人称为真实票据说。
与休谟的水平的价格—铸币国际流动理论不同，斯图亚特（1767）认为，在商品和货币的国际流动中并不存在一个自动均衡机制。对于银行收支平衡，对外赤字，从资产项目而言，银行可能会失去一些黄金储备，并增加一些证券；从负债项目来看，银行会增加清偿银行负债的数量。这些变化本身并不能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
重商主义对前斯密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前古典作家包括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21]、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1641-1691)等。此后，休谟提出了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但遭到了斯图亚特的批评；重农主义将注意力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农业），从货币分析转入实物分析，建立了一个不同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分析体系，在那里问题的中心是纯产品问题，货币从人们的视野里逐渐消失。
一、配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