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德尔看来，大规模投资于技术创新要求资本积累一般条件的预先改善，这一条件包括利润率水平的高涨和市场的重大扩张两个方面。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仅无法保证这两个条件彼此相遇，而且，“一般而言，资本主义获取头一个条件的方法与获取第二个条件的方法彼此相冲突。”这是因为，假设群众消费品的销售量迅速扩张与利润率的显著增长同时并存，据说是不现实的。曼德尔将此称作“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我们把这称作“曼德尔两难”。[2] 正基于此，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可能自主地带来长期繁荣。
“曼德尔两难”事实上建立于以下假设之上。第一，曼德尔把剩余价值率的增长作为利润率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剩余价值率的任何增长，都会削弱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从而阻碍群众消费品市场的显著扩张。第二，和李嘉图一样，曼德尔认为，影响投资决策的利润预期首先是过去和现在利润实现的函数和一般利润率波动的函数。在一般利润率低迷的萧条时期，不可能出现向技术创新的大规模投资。也就是说，个别资本是否以产品创新为竞争战略，完全取决于既定的一般利润率水平。[3] 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批评：
在曼德尔看来，已实现利润率决定了利润预期，进而又决定了资本家的实际积累。然而，不仅已实现利润率会影响资本家的实际积累，资本家阶级的实际积累规模也会决定剩余价值实现程度和一般利润率水平。在一般利润率和实际积累之间，不存在单向的决定论式的关系。 第二，仅当既有部门生产既有产品时，积累率才仅仅是已实现利润量和利润率的函数。当积累转向新部门时，与创新能力相关的预期利润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个别资本作为产品创新主体，其利润预期不止取决于既有利润率水平，而且反映了企业创新能力与其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利润预期很大程度上是个别资本主动设定的结果。不能把一般利润率看作左右资本积累、决定个别资本是否投资于产品创新的自主变量。一般利润率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综合反映，另一方面，它的形成是全体资本家行动的结果；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最终可以还原为个别资本的设定目的的经济活动。把资本积累片面地归结为一般利润
--------------------------------
[1] “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出现，不能被看作是前段萧条长波的内生的（自发的、机械的、自主的）结果。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萧条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点。”Mandel, Long Waves, London: Verso, 1995, p.37. 鉴于曼德尔是现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范·杜因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以纯粹的内在经济机制来解释长波。(van Duijn,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p.65.)
[2] Mandel, Long Waves, 1995, p.113, p.111. 另见Mandel, Late Capitalism, 1975, pp.144-145
[3] 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解释”，原载于Future, 1981 August, 中译文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页42。
率的函数，是以对一般利润率概念的拜物教化理解为前提的。
有趣的是，曼德尔虽然把消费品市场的重大扩张和利润率增长并列为资本积累长期扩张的两项条件，但他也承认，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黄金繁荣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大萎缩后出现的。因此，具有讽刺意味地，曼德尔在解释战后繁荣的出现时，仅仅诉诸利润率上升这一个条件，这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1]
曼德尔反对把产品创新看作资本积累长期扩张的动因，还暴露出他的长波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缺乏一个关于创新性企业的理论。这同样是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的缺陷。可以说，迄今为止的长波理论缺乏一个微观基础。曼德尔在讨论长波时，局限于资本积累的宏观动态，丝毫没有考虑创新型企业的内部组织，以及创新型企业面对积累和利润率的波动所采取的创造性回应。[2]
3.2关于重大产品创新的“长波效应”
在长波理论的创始人范·盖尔德伦那里，长波理论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影响资本积累现实动态的一切历史相关因素的经济史理论。针对19世纪末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资本积累扩张趋势，范·盖尔德伦列举了一系列历史成因，除了电力工业革命，还包括俄美两国和东亚的工业化、黄金生产的迅速增长、与非洲和小亚细亚殖民地的贸易等因素。现代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代表人物曼德尔继承了这种做法，他提出，长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按照他的划分，第一次长波（1789-1848年）是产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世界市场得以确立的时期；第二次长波（1848-1893年）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第三次长波（1893-1940年）是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第四次长波（1940-？），即“晚近资本主义”时代，肇始于欧美工人阶级在三、四十年代阶级斗争中遭受的历史性失败。[3]
可是，在历史上资本积累每一次长期扩张的出现，总会包含一些特殊的历史成因。正像克莱因克耐希特所说的：如果把长波理论作为一种解释特殊历史阶段的具体成因的经济史理论来对待，在一个不变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解释长波的存在便是不可能的。[4] 而且，照此理解的长波与“经济增长阶段”这样的概念也无从区别。长期为OECD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麦迪逊，就曾在后一意义上诘问长波概念的合法性。麦迪逊宁愿使用“经济增长阶段”这个经济史概念。[5] 一位对长波进行统计验证的经济学家梅茨，对长波理论在方法论上面临的这些困难做过很好的总结：“长波研究聚焦于各种特定形式的经济增长，相反，对长波现象的经验分析和理论上的概念化建立在循环这一概念上。这种概念上的矛盾可以称作‘长波理论的二律背反’”。[6] 这种矛盾表明，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长波与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是相互排斥的。长波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本文的结论是，长波应该把
--------------------------------
[1] Mandel, Long Waves, p.18.
[2] 在下述论文中，我们指出，由于缺乏关于产品创新的理论和创新型企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待于建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创新即生产力发展的系统理论。参见孟捷：“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
[3] Mandel, Long Waves, p.82.
[4] A. Kleinknecht，Innovation Patterns, p.198.
[5] 参见A. Maddison,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4.
[6] Rainer Metz，‘Long Waves in Aggregate Production Series’,in A. Kleinknecht, et al, eds, New Findings, p.82；pp.117-118.
握为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由以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利润率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是形成这种内在时间框架的重要机制。这种内在时间框架与资本积累的实际动态不必一致，但构成了决定这一动态的最重要的因素。产品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出现“长波效应”的关键力量，在现实中与其他历史因素难免交织在一起，但我们可以在分析上把这种“长波效应”离析出来。
参考文献
Freeman, Chris., et al,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82.
Freeman, Chris., ed., Long Wave Theo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1996.
Freeman，Chris., et al,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3rd edn, London ：Pinter, 1997.
Kleinknecht, A., ‘Rates and Profits in the Long Wave’, in Vasko, T., ed., The Long Wave Debate, Berlin: Springer, 1987.
Kleinknecht, A., Innovation Patterns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London: Macmillan,1987.
Kleinknecht, A., et al, ed, New Findings in Long-Wave Research, New York: St Martin,1992.
Kalecki,M.,‘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vsky and Rosa Luxemburg’,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UP, 1971.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Mandel, E.(1973), 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75.
Mandel, E.,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on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 Intermediary Balance Sheet’, in Kleinknecht, et al, ed, New Findings in Long-Wave Research, New York: St Martin,1992.
Maddison, A.,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恩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恩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孟 捷：“从再生产图式看剩余价值实现危机棗兼论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几种范式”，《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孟 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孟 捷：“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
Mensch, G.(1975), Stalemate in Technology, Cambridge,Massachusetts: Ballinger, English Trans.,1979.
Mensch, G., et al, ‘Outline of a Formal Theory of Long-Term Economic Cycles’, in T. Vasko, ed., The Long Wave Debate, Berlin: Springer, 1987.
Metz，M.,‘Long Waves in Aggregate Production Series’,in A. Kleinknecht, et al, eds, New Findings in Long-Wave Research, New York: St Martin, 1992.
Minsky, H. P., ‘Money and Crisis in Schumpeter and Keynes’, in Wagener, H.J., and J.W. Drukker, eds., The Economic Law of Motion of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