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盖尔德伦的贡献由于语言的障碍而鲜为人知。现代长波理论的主要复兴者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他的观点。1996年，《春潮》一文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主编的《长波理论》一书中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其篇幅长达五十余页。鉴于“长波”被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命名，弗里曼说，如果熊彼特当年得悉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话，“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兴许就会改称“范·盖尔德伦长波”了。[1]

熊彼特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创新之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从理论上引入经济学的人。他在全然不知晓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假说：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创新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而是以蜂聚形式出现的；诸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和汽车等重大产品创新，推动产生了具有扩张性质的资本积累长波。但是，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其内容过于宽泛，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既有产品创新，又有工艺创新），而且包括组织创新及新市场的开辟等因素。尽管熊彼特在分析实践上所强调的是产品创新，但这一点在概念上未予明确。

德国经济学家门施的著作《技术的僵局》（Mensch, 1975）尽管没有直接分析长波，但被看作是二十世纪70年代长波理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门施在下述两方面推进了熊彼特的理论：第一，他明确区分了所谓“基本创新”（即建立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提出基本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经济停滞则导源于基本创新的匮乏。第二，门施力图以实证方法证实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他发现，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若干关节点，在1830年代、1880年代、1930年代，基本创新蜂拥出现，而这些关节点都正值经济萧条时期。在此基础上，门施提出了萧条引致基本创新蜂聚的假说。在门施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新熊彼特派关于技术创新和长波的理论，这一派理论与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形成了当今长波理论的两个主要派别。

门施的后继者之一，荷兰学者范·杜因，在方法论上这样概括了新熊彼特派的理论贡献，他明确地区分了以下两种经济变量：产品创新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被确立为唯一的自主变量，而其他因素，诸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失业水平等等，一律作为从属变量，它们的波动必须通过自主变量的变化来解释。[2] 范·杜因概括地表述的这个大胆的假说，事实上体现了新熊彼特派技术创新和长波理论在分析上所取得的最终成就。可是，新熊彼特派理论主要是一个实证理论，范·杜因的假说中所蕴涵的因果关系，缺乏一个资本积累一般理论的支撑。而且，回归熊彼特并不能克服这个弱点。正如一位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所指出的，“尽管熊彼特或许是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洞见的源泉，但他并没有为分析资本主义留下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 在他生命的后期，熊彼特事实上转向了一般均衡理论，放弃了他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关于创新带来资本主义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明斯基提出：“理解资本主义的进展，很可能取决于把熊彼特关于 --------------------------------

[1]参见Freeman, Chris., ed., Long Wave Theo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1996, ‘Introduction’. 与范·盖尔德伦相比，康德拉季耶夫的缺陷在于，他没有对长波进行理论解释。

[2] van Duijn, 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p.129.

资本主义过程的动力和从事创新的企业家作用的洞见，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架构结合起来。” [1] 与明斯基不同，本文则试图把新熊彼特派的观点纳入一个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框架。

1.2 马克思论产品创新

新熊彼特派的产品创新理论溯源于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但后者在马克思主义主流中却迟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范·盖尔德伦所处的时代，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资本主义“崩溃论”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关于技术创新带来资本积累“春潮”的设想，听起来具有修正主义的意味。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判定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业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不过，马克思本人对待产品创新的作用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没有强调范·盖尔德伦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东西，但是，在《资本论》的一部主要手稿棗《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出发，指出了产品创新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个充分的引证。

首先，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出发，马克思指出：“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

“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象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了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2]“由此产生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 --------------------------------

[1]Minsky, H. P., ‘Money and Crisis in Schumpeter and Keynes’, in Wagener, H.J., and J.W. Drukker, eds., The Economic Law of Motion of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参见《马恩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87-390。

有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1]

不过，马克思在这些话里只限于强调产品创新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新熊彼特派还试图解释为什么在资本积累的特定条件下产品创新才以蜂聚的形式出现。尽管如此，《1857-58年手稿》中的这些天才思想，毕竟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展现出它在产品创新和扩大社会分工方面的潜力之前，以惊人的方式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

《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个思想迄今仍然未为人知，这样说并不为过。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是国际上研究马克思这部手稿的最著名的著作，这部书里根本就没有提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马克思本人当初没有把这个思想写入《资本论》呢？是因为《资本论》是未完稿吗？还是因为这个思想一旦载入，会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锋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857-58年手稿》里的天才论述，撼动了《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这是因为，全部三卷《资本论》事实上抽象了产品创新，不适当地假定生产力的发展即技术创新仅仅体现于工艺创新（即增加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没有把产品创新和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大当作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形式。[2] 因此，对于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发展形式以及如何发展，《资本论》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片面的解释。

2．一个解释产品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框架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既有解释：一个批判性分析

在什么是支配资本积累动态的基本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70年代以来，这种分歧表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当中，一种以所谓“利润挤压论”(Profit Squeeze Theory)为代表，这个理论的首倡者是牛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林及其合作者；另一种便是以曼德尔等人为代表的利润率下降理论。 按照“利润挤压论”的观点，危机的根源在于分配中的阶级冲突，即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变化。“利润挤压论”和斯拉法所开创的新李嘉图主义学说在下面一点上存在着一致性：两者都想在工资的变动和利润的变动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3] 相对于“利润挤压论”，正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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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