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会将分配的时间降低到原来的90%即324秒。决策部门不再规定这些时间如何在劳动者之间具体分配，而是由小组自己决定。后者会召开内部会议以找到管理层要求的这36秒。从理论上说，30秒是容易实现的，因为这可以通过按顺序工作而匀出来。例如，在以前，安装保险杠的工人可以一次拿几个螺丝钉而不是一个一个地拿，从而能够节省一些时间，省下来的这几秒钟可以让他稍微喘口气。但是现在，由于管理者要求缩减时间，这种特殊的小把戏就成为正常的生产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团队可以用324秒完成原先需要360秒的任务，从而装配线一小时能生产66辆车。
如果假设生产没有任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汽车的生产速度仍然是每小时60辆。那么，这324秒怎样在小组的成员中分割呢？答案是：前5个人每人有60秒的时间而最后一个只有剩下的24秒。
人们可能认为这324秒会平均分配给6个人，即每人54秒。在这一点上，受到丰田管理制度的启发并将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加以理论化的门田安弘（Yasuhiro Monden）明确指出：这是绝不可能的。他论述了在平均分配下的等待时间（他的例子是6个工人从A到F，第六个工人F被有效率地分配了15秒）：“在任务重新在A到E这五个工人中分配以后，F工人的0.75分钟的等待时间不应该被平均分配到生产线上的六个人身上。[②]如果是这样，它又会被简单地隐藏起来，因为每个工人都会放慢他的工作步伐以适应他空余出来的等待时间。而且，如果要再次修改作业标准时就会遇到工人的抵抗。因而，采取第一种策略就是必要的，以便发现是否能够在装配线上进一步提高以削减留给F工人的部分工作。”[③]
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生产过程中削减分配给F工人的这额外的24秒。如果这个小组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就意味着5个人就可以将这一工作完成，因此可以去掉一个工人。对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当然，这个工人并不会被解雇，他会在这个工厂被重新安排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总体上就可以雇佣更少的员工。但是管理者又会回来说，“好吧，现在我们只给你们292秒的时间。”
这种描述可能会被认为是言过其实，但事实正是如此。美国持续改善研究院的院长今井正明（Masaaki Imai），在研究院的出版物上解释了大野耐一的意图，“例如，让我们假定刚开始部门被要求一天生产100辆车。大野耐一先生会给这一部门生产所要求数量的90%的资源。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得到了90%的人力资源，90%的空间和90%的装备等等。经理除了超时工作来完成定额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部门小组会发现通过改善活动的完成，问题或障碍会被解决和克服。通过这种改善，一种问题刚一解决另一种也就可以克服了。不管什么类型的阻碍，通过改善策略都可以克服，最终这个部门能够生产出100%要求的产量而不用加班。一旦没有超时的均衡实现后，大野耐一先生就会进来，再一次要求削减10%的资源。他的管理方式以‘哦！不！制度！’而为人们所熟知。[④]”
大野耐一自己在BBC的一次采访中也亲自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果我发现一项工作非常有效率地完成了，那么我会让他们试着用一半的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他们做到了，我会说，好，再减去一半的人。”为了解释激发工人进行革新的动力，他在这次访谈中又接着说，“当他们承受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关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时，他们就会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⑤]评论家将这种方法称为“压力管理”。
丰田主义将劳动优化又推进了一个档次。它依靠两个基本要素：首先，优化不再只是运用于单个动作上，而是针对一个小组的集体工作时间。单个动作花费的时间因为太小已经不能被减少，而从一道工序向另一道工序转移的时间可以通过管理的改进而减少，从而使小组的集体工作时间得以削减。第二，通过压力管理和恢复秩序，丰田主义极大地加强了劳动强度。停顿、休息时间，所有这些都被去掉了，从而极大提高了剩余价值。
对NUMMI工厂的研究验证了丰田主义的成就。这个工厂曾经是通用汽车的一个外部单位，按照福特制原则工作，在1983年后成为通用和丰田的合资企业，但是由丰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和组织。研究发现：一个雇佣劳动者按照旧的原则要在每辆车上工作一分钟，事实上他只用了45秒；而采用丰田的观念后，同样是这一个工人，工作时间要达到57秒。[⑥]这样，工人每分钟实际上要多工作12秒或20%，这一数据表明了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工作强度。
无论如何，丰田都从这种改进中受益良多。在50年代初，丰田公司还只是一个生产几千辆汽车的小制造厂，而现在却已经卖出了900多万辆车，并且正在使通用汽车丧失其在这一领域的领头位置。在美国公司不断亏损、欧洲公司不断重建时，丰田公司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2006年为140亿美元，从2001年至今已获得600亿美元的利润（比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雷诺和宝马的总和还要多）。它为这一行业树立了一个典范，强制着其他制造商永远调整结构以提高收益。
总之，与西方经常宣扬的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条件到处都在恶化，不论是在第三世界还是其他地方。这并不是全球化的影响或采取超剥削方法的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正是这一逻辑刺激着每一个工厂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也正是这一逻辑强制着其他厂商采用同样的方法以免从这一领域淘汰出去。马克思指出了这一逻辑的多种原因，首要的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工厂属于私人所有。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劳动组合被不断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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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取材于我的博士论文：《汽车工业生产方式的演进：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鲁汶天主教大学出版。
[②] 在门田安弘的例子中，最开始是有7个工人，其中一个已经被去掉了。
[③] 门田安弘：《丰田生产方式》，对及时生产方式的综合思考，第2版，伦敦，1994年，第182页。
[④] 今井正明：持续改善公报，hiver 1988-1989。
[⑤] 伊安·海姆普森（Ian Hampson）：《精益生产和丰田生产方式——或，被遗忘的观念》，《经济与工业民主》1999年8月号，第373页。
[⑥] Geert van Hootegem & Frank Janssens (1993)， Nieuwe arbeidsvormen aan de lopende band. Verslag van een field trip naar Saturn， NUMMI en Ford Atlanta， Steunpunt Werkgelegenheid Arbeid Vorming， Leuven， 1993， p.73.
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
作者：孟捷
摘要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熊彼特派技术创新和长波理论，把产品创新看作经济生活中的自主变量，而象收入分配、货币量供应等则看作从属变量。本文试图在一个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内论证新熊彼特派提出的这个假说。文中认为，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提供了一个工艺创新的理论；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各种既有观点，妨碍了把产品创新概念化。他的论文批判地重建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提出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作为前一对矛盾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对利润率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动态做了新的解释。文中认为，产品创新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汲取其历史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借助于重大产品创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完全有可能自主地带来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
关键词 产品创新 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 利润率下降 长波
新熊彼特派关于技术创新和长波的理论，假定一连串重大产品创新 [1] 是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本文试图在一个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内，对新熊彼特派的这个假说加以论证。本文由以下部分组成：首先是相关理论的回顾，包括新熊彼特派关于技术创新和长波的理论（这个理论最先是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以及马克思在《1857-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产品创新的未为人知的思想。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了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产品创新展开分析。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还尝试如何在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分析产品创新。文章的最后是与长波理论相关的两点结论。
相关理论的回顾
1 新熊彼特派关于产品创新和长波的理论及其马克思主义起源
1912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以笔名在一份荷兰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春潮：对工业发展和价格运动的反思》的著作(Van Geldren, 1996)。这篇著作，而不是十几年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现在被公认为是经济学中“长波理论”的起源。范·盖尔德伦以大量统计材料确证，在1850-1873年间、1896-1911年间，西欧和北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次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他把这种长期扩张称之为资本积累的“春潮”。范·盖尔德伦力图为这两次长期经济扩张出现提出理论上的解释，他特别强调了重大产品创新的作用。范·盖尔德伦认为，一个或几个迅速成长的新部门，推动形成了 --------------------------------
[1]本文所指的产品创新既包括生产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也包括既有产品的重大升级换代。
长波的上升期。就1850-1873年这一期间而言，主导部门是铁路建设，它所产生的连带效应是金属、钢、煤的生产的扩张。就1896年以后的上升期而言，电力和汽车工业扮演了主导部门的角色，他们带动了金属（特别是铜）、绝缘材料和煤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