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存制度尤其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是霍尔瓦特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获得广泛认可的重大理论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评 论：“对霍尔瓦特来说，社会主义成为一系列迫切需要吸取的教训，而不管这是多么的痛苦或漫长。或者，换言之，霍尔瓦特描述了这些教训，而对这些教训的逐步 吸取将成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在我看来，一致地和实质地重新阐述了究竟人类希望什么这个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9]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中，霍尔瓦特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非常简短，但是对国家主义的分析却非常有说服力。做为一位长 期生活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霍尔瓦特更熟悉和了解斯大林模式，并亲历了前苏联斯大林统治和大国沙文主义横行以及解体的全过程，因而他对这一模式的弊 端的批判更为深刻。本文将主要介绍霍尔瓦特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及其自治社会主义理论。

霍尔瓦特之所以用“国家主义”这一范畴来概括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因为他认为：国家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斯大林模式就是典型的国家主义。

霍尔瓦特为国家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比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等，但 是将社会主义的方法修正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方面 ：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被称之为国家主义”。 [10]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传统上有一种把 国家视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倾向，“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这种思想被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所有的经济的和政治 的权力都集中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公开宣告它对权力垄断。” [11]霍尔瓦特归纳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国有制、中央集权制和官僚 的管理。“如果国家在一种社会制度中扮演着一个绝对支配的角色，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地可以被归纳为“国家主义的” （etatist or statist）。”（译者序，P12）他认为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

霍尔瓦特指出，按 照传统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那它一定就是资本主义。在人们的思维中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存的制度。由于斯大林模式并没有实现社会主 义的目标，那么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拒绝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包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世界上所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激进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斯大 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拥有所有的资本，雇佣劳动者，和以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样方式诈取剩余价值，因此，这个社会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斯大林模 式不是社会主义，它又和资本主义有区别，如何来界定这种社会类型呢？霍尔瓦特将其称之为国家主义。他说：国家主义不一定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斯大林主义却 是国家主义。虽然一个控制经济和其他活动的强有力的和集权的国家不一定必须会产生一个政治上的镇压体系，前者可以与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然而， 不利的历史环境——极端的落后，军事干涉，经常性的威胁，在国际上孤立和隔绝，领导人的病态心理，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和经历，缺乏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 会理论，忠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主义蜕变成为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标志的畸型物。

对于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社 会主义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检验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关键的标准是不存在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governors and governed ），不存在命令者和被命令者（order givers and order takers）。显然斯 大林模式是无法通过这个检验的，对于认为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可能遭到以下怀疑：⑴国家所有制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必须的过渡阶段；⑵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不是过渡的必要前提；⑶如果国家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应该很短，并且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可 以观察到的趋势，即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国家的角色被减少到一个合适的范围。 [12]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由社会主义的因素与 反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因素所构成的混合物，这种奇怪的混合物产生了同样是奇怪的结果。他承认，国家主义社会中也有社会主义成分，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福 利有所改善和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等，但是政治生活领域则是反社会主义的，尽管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例如：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毫无干 系，其实质仅仅是对权力的赤裸裸的争夺，是对权力的绝对的滥用。而这些只有在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这些行为也理解为“是社会主 义的”，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的亵渎。霍尔瓦特指出，“由于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任何政治压迫体制不相容，所以，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相 干。对个人的崇拜，就像它被委婉地叫作斯大林主义一样，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改变个人品格就能纠正的错误或背离，它属于一种结构不同的社会体制 （structurally different system）。如果消灭阶级是检验社会主义的标准，那么，就像其他统治形式必须被消灭一样，政治统治 形式也必须要被消灭。” [13]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按等级制的分工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必定使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即国家 主义仍然是阶级社会。

为了进一步分析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起源，霍尔瓦特构造了自己的“社会权力理论”。他认为：“社会权力”是 指“通过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做出影响其他人生活的决策和动员使用社会制度运行所需的资源的能力” [14]。这种控制他人的社会权力，可以有政治的、经济的 和操纵或说服的三种类型，而控制他人行为的主要方法也有三种：用政治强制即暴力，用效用即物质刺激和反刺激或身份地位象征的给予和撤销，和用思想即说服训 导。以往的权力理论分为：经济权力决定论和政治权力决定论，但在霍尔瓦特看来，他的权力理论更具有说服力。霍尔瓦特认为，权力一方面是“功能性的” （functional ），因为它为一种社会制度运行所必需的；但另一方面，权力又是冲突（conflict）的可能的源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另 外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不平等：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名望（social prestige）的不平等。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和 资本主义都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和 资本主义都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因而都是阶级社会。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主要地来源于经济权力，在国家主义社会，这种关 系正好颠倒。在前者，国家归根到底被财阀所统治，在后者，它被政治官僚（politocracy）所统治。正如他们各自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 工人阶级受资本的统治；在国家主义，他们受国家的统治。两个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政治官僚，前者包括经理、其他统治精英和为其服务的阶级；后者包括政治领 导人和官僚。在资本主义，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人在经济等级制中的位置；在国家主义，它决定于在政治等级制中的位置。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在国家主义的 对应物是政治强制（political hegemony）。……在统治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主要使用经济强制，伴随着强迫思想一致的压力，最 后才是政治强制；在国家主义，政治强制之后是意识形态强制，最后才是经济强制。由于政治强制是个人的，它比非人格的强制更难以忍受，所以国家主义比资本主 义更有压迫性。作为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压制的结果，资本主义以经济不稳定为其特征，而国家主义以政治不稳定为其特征。” [15]他认为，国家主义的权力 配置比资本主义更加不平等。

霍尔瓦特借用了马克思的“异化”和“物化”的概念，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国家 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劳动的异化；（2）劳动产品的异化；（3）当人与人的生命活动和他的产品相异化时，人注定要使自己与 他人相异化。霍尔瓦特在自治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提出了消除异化的建议：“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商品，其它商品可能保留，市场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来使用， 而不至于产生异化。如果人人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和为使工作更有意义而改变工作环境的权力，那么，劳动将不再是获得其它东西的工具，不再有强制劳动。 最后，如果权力的集中被消除，阶级的异化也将不复存在，这将逐步建立起对生产性劳动的产品的真正的社会控制，以及对更为普遍的人类创造物的真正社会控 制。……劳动力是向雇主——私人或国家——出售的商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产生确定的社会后果；以及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阶级。” [16] 物化（reification）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表达成为或经历成事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丧失了它的社会性质而被神秘化为技术、交易和管理之间 的关系。人们之间衡量彼此就好像衡量客体一样，他们的意识成为“物化”。霍尔瓦特认为，物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国家主义社会的表现是不同的。在资本 主义社会，普遍化的市场关系起决定的作用。“自由是以没有外部干预的‘非人格的市场力量’的程度来衡量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把市场自由与人类自由 混为一谈。经济效率（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是从理想的市场关系中推演出来的。经济学系的新生被教会证明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的理论——包括配置劳动 在内。 [17]在国家主义，物化则集中的表现为，职位连着职位，权力对人的控制，个人意识被取消，一切都服从于集体和国家的意志。效率的衡量不是以市场 竞争为前提，而是以权力竞争为前提，公平和正义只是权力的玩物，而没有规则可循。只有权力的分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广泛的参与制民主，才可能消除物化。

霍尔瓦特通过比较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经济组织效率，认为由于二者都是阶级社会，所以都是低效的。他从需求理论出发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