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瓦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设计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正义的三个组成部是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彼此包含，我们可从其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观点开始作为分析的起点。由于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所以，霍尔瓦特是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着手来设计社会主义的。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三个基本的社会角色：一个生产者、一个消费者和一个公民， 因此，平等必须在生产领域中、在消费领域中和在社会领域中实现。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前两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的经济或每一个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平等是由以下要素所组成的：保证了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管理的社会所有制；在微观企业层次上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最大化又保证了效率最大化的沙漏模式；在宏观层次上最优利用地所有五种类型的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间接的手”、改善了的“看不见的手”和改善了的“看得见的手”）和利用市场机制的社会计划；对纯粹的市场产品的按劳分配必须辅之以对能力塑造产品（教育、医疗和基本的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
社会主义的政治或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平等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分散、分立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意味着消灭了任何政治垄断组织（国家、政党），而由公民们直接进行政治事务的管理和参与，意味着公民们自由地和平等地进入政权的职位……
这是霍尔瓦特对作为更人道的、更符合人类正义观念的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设计，这是一种全面而又庞大的设计；要想了解其中的细节，就必须仔细地通读全书。然而，为什么把这样一种社会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呢？它的吸引力何在呢？请看霍尔瓦特的回答：
“社会财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财产，这种财产具有使剥削成为不可能的明确的法律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特征。在这里，剥削被定义为：⑴ 支配他人的劳动；⑵ 非劳动收入的占有。换言之，社会财产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一组经过恰当定义的权利和责任束），但不再是社会或经济意义上的财产（不再有以财产为基础而产生的人的特权），后者意味着法律的财产不能够转变成为资本。”（本书第8章）
“一旦沙漏组织模型为社会所接受，我们可以期望，无论是社会所希望达到的觉悟，还是实际的关系和行为，都将出现根本的改变。生产活动民主化了，而异化减少了；经理们成为协调者，而不再被当作比工人们更有权力的集团来对待；与传统的预计相反，虽然经理们被剥夺了专制的权力，但为解决问题而获得的权力总量增强了；与“经理们”相比较，工人们不再对他们的收入和地位感到不满意，最高和最低的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几倍；流动的机会提高了，但沿着社会等级阶梯向上爬的野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减少了；控制的机构不再主要是监督的机构──虽然它们还有这种职能，而是一种处在同等地位的机构；并且，主要的控制手段，不是胡萝卜和大棒，而是社会的批评和表扬。”(本书第6章)
“在一个工人的自我管理的团体中，工作的动力，从而劳动生产率，可能会提高；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参与也提高了生产率；监督成本减少了；束缚创新推动力的因素去除了；对不好的管理人员的制裁相对较快和适当，劳动集体的收入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所以，一旦经营得不好，立刻就能感觉得到，那些对企业的损失负有责任的人可能会被解雇；由于资本是社会所有的，使从管理上的帮助遭遇困难的企业变成一种制度化和避免破产，是很容易做到的；最后，即使罢工不能消失，它们也变成了稀少的事情，并且在经济上没有意义。不管工会的职能可能是什么，它当然不是与雇主进行工资的谈判，因为老板不复存在了。” (本书第6章)
“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一个市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生产单位。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可以做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上能做的任何事情。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财产的基础上的，这也意味着社会计划。因此，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可以取得的所有的生产性利益。由于它至少和每一个其它的经济制度一样地有效率，并且有能力取得这两个替代制度之外的利益，所以它是更有效率的。” (本书第6章)
“在国民经济的水平上，教育变成为人人都能得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被侵蚀了；从而，人们之间的社会的垂直流动性提高了；收入的分配比在其它任何的社会制度下的都更平等得多；社会的控制是最有效力的──并且滥用管理权力的可能性急剧地减少了──因为管理的操作是在工人委员会和整个劳动集体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使社会的重要决策成为秘密，既是不可能的，也是非法的；与其它地方的垄断的倾向相反，资本的集中是受不到鼓励的，一个工人管理的企业的劳动集体并不倾向于由经理使企业过度膨胀，因为这将失去了对企业事务的控制；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的不同，金融权力不再如此的重要了，既不能买也不能拥有一个竞争的企业，因此，一个劳动者管理的经济的运行，非常接近于教科书的竞争市场模式；社会所有制意味着计划，但是并没有取消市场，从而，劳动者管理的经济正好实现了哈耶克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样一种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在这里，企业方面的真正的自治是与经济活动的ex ante〈事前〉的协调相容的，现存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避免了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损失；计划和社会财产致使金融投机几乎成为不可能的，并且大大减少了广告的浪费；由国家进行的干预是最低限度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决策都自动地得到了控制，由于平等的收入分配，税收是简单的。”（本书第6章）
“社会计划不仅提高宏观经济效率，使社会成员的福利达到最大化，还为经济过程注入新的性质。以不受控制的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但是，以合作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与你死我活的竞争不相容的。社会计划介入了合作和团结的空间。竞争并没有被取消，而是直接指向商品质量的改进和生产费用的降低，而不是指向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不能购买竞争性的企业，也不能以其它方式将其吞并；因为企业是不会走向破产的。垄断行为是不可能的。金融权力没有很大效果，因为市场是有组织的；可靠的项目总是会得到需要的资金的。此外，充分就业、相对的稳定和快速增长，为所有人提供了相当自由的空间，所以具有走向合作和分工的强烈趋势。”（本书第12章）
“由于政治不再能控制或很少能控制国家的权力，它被剥夺了耀眼的光环。政治活动变成了社会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而已。 ”（本书第11章）
……
这是乌托邦吗？是的，对一种未曾存在的社会的描述就是乌托邦。然而，第一，正如已故的新左派的领袖马尔库塞在《论解放》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乌托邦这一概念今天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当代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使“乌托邦”失去了它传统的非现实的内容，被人们谴责为“乌托邦主义”的东西，不再是那些在历史领域中“没有地位”、不可能有任何地位的东西，而是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阻碍而不能发生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是已经在以色列的“开布兹”实现了吗？第二，霍尔瓦特自己也指出：“工人自治作为一种产物，是由历史发展、伦理动机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所需要的体制设置所造成的。” [8] 社会主义根植于人类的历史发展、制度发展、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事实之中，她根植于人类对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的追求、奋斗的实践活动之中。在前4章，我们看到了现存社会的非正义性和低效率，在第5章，我们看到了追求这一正义社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在第6章和第7章，我们看到了这一组织的效率和正义性，在许多篇章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等级制组织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的不适应性。第三，自治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祝福，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和危险，因此，需要不断地改进和修正。第四，霍尔瓦特认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里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后，霍尔瓦特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她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不是只需要被发现的某些自然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她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设计。她应当被创造出来。但由于社会主义无疑地是更合意的和更符合人类的真实需要的，这样一种社会是值得为止奋斗的。
（六）
1989年，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曾试图翻译此书，但由于“动乱”而夭折。我们这次的翻译主要根据的是1982年夏普出版公司的英文本和1984年克罗地亚文本，后者新增了《论新国际秩序》一章。具体分工如下：吴宇晖：中文本序言、第5、6、7、8、9、10、11、17、18、20章；马春文：英文本序言、第1、2、3、4、14、15、16章；陈长源：第12、13章，并从克罗地亚文本翻译的新增的第19章。
前面已经指出，尾注占的篇幅很大，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观点的文献索引；二是正文观点的补充和引申；三是引文的出处。由于考虑到篇幅的问题，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对尾注进行了如下技术上的处理：⑴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把尾注变成了脚注；⑵ 完全忽略了第一方面的内容的翻译；⑶ 没有完全翻译第二方面的内容，而只是翻译了译者认为是重要的内容。这当然是一种含糊的、无法统一的标准，好在它只是正文的补充和引申，这样处理无伤大雅；⑷ 引文的出处是一定要标明的。但霍尔瓦特引用了大量的各种文字的文献，除了英文以外，还有法文、德国、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塞尔维亚文和拉丁文。这就增加了翻译的困难，而且是我们的能力无法企及的。一个偷懒的作法就是按原始的文字照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对所有的引文出处（包括英文的）我们都没有进行翻译。此外，对正文中凡是没有把握的人名、地名和拉丁词汇的翻译，我们用尖括号“〈〉”标明，以示与作者所加的园括号“（）”的区别。